同时，为了减少科学不确定性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明确环境健康风险评估预防层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层级的风险评估所得出的评估信息、监测数据，予以分类别分平台发布。针对极具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政府应在兴建5G网络的时代下，运用物联网信息技术来建立全国性的环境健康风险信息交流平台，开发相应的风险信息应用软件来实时分析、筛选和管理风险信息工具所获取的数据。运用5G网络和物联网技术，不论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健康风险发生在何处，都能及时共享风险评估结果、风险监测数据及风险利益者的反馈，从而真正实现全天候、全国化、全量化风险动态的公开和共享。而对于已经被科学所确定的风险，可以由地方政府开发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风险信息交流平台，并在上面发布相应的风险警示，并实时以“短信通知”“语音电话”“地方卫视”等渠道发布相关风险动态。

（四）司法上采取比例因果关系认定方式

在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如何以司法诉讼程序保障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运行，如何保障风险承受者行使法律武器捍卫其自身的合法权利，如何追究涉科学不确定性风险的具体损害赔偿责任？上述问题均离不开因果关系举证方式的转变。

在涉科学不确定性案件中判断事实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我国往往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判断风险致害因素与事实风险或损害之间的联系程度。在科学不确定性下，往往难以将风险因素与事实损害建立联系。因此，为了防止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达不到证明标准而难以证明事实因果关系，学者提出了运用比例因果关系的观点。

首先要确定存在一般因果关系，即该涉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确实存在引起风险或损害的可能，哪怕其可能性不高，也不影响其一般因果关系的确立。在一般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考虑原告的风险暴露史及其自身体质情况等各种因素，并分析该风险因素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和贡献比例，在综合权衡下确立因果关系标准的比例数额。例如，日被多奈川火力发电所公害诉讼判决中，因尚不具备充分资料证明该风险会引起居民的疾病，在因果关系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充分考虑了原告年龄、吸烟史、大气污染物质、个人体质等原因，来判断具体的因果关系比例，从而明确了责任承担的数额。综上所述，通过对立法、执法、法律监督及司法环节的优化，能够降低科学不确定性现象对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模式的影响，从而回应风险规制的法律诉求。从立法上将环境健康风险标准纳入软法设置，为科学不确定性预留立法空间，从执法上转变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指导原则，明确科学不确定性风险的预防层级，依据不同的预防层级明确评估的内容，为后续法律监督环节的环境健康风险交流提供数据材料，依据相关风险交流平台所发布的材料为初步证据，人民群众能以环境诉讼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最终保障风险规制的有序进行（图表2）。

陈廷辉 林贺权：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最新发布）


原标题：《陈廷辉 林贺权：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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