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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非典到新冠，这一坚持，就是17年。

芥末堆 11月27日 Siyi 报道

2003年，李涛和几个伙伴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间出租屋里签下“生死状”，开始了抗击“非典”农民工紧急救援服务。由此，全国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诞生。

“每一个人都不再因为性别、职业和地域的差别而遭受歧视，都可以怀抱着劳动者的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以此为愿景，协作者走过了17年。这17年里，协作者培养了一万多名志愿者，为超过一百万名弱势群体提供了各类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特别是北京的农民工及其子女。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创始人李涛带领协作者团队针对有需要的人群开展帮扶。“他们（困境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的工作恰恰是疫情期间不易从事的。”李涛在年初接受芥末堆采访时提到。协作者调研报告显示，78.26%的受访对象从事保洁、打零工、收废品、家政服务等非正规就业。这些工作因疫情随时发生变动，“他们不光是对病毒的恐慌，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慌。”李涛说。

11月24日，在由芥末堆举办的GET2020“或跃在渊：教育的信心与发展”教育科技大会上，李涛向听众们讲述了在帮扶过程中的故事，以及协作者经过17年努力所创新出的“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专业服务模式和“弱势群体再教育”的经验。

以下为李涛演讲实录，略有删减：

我从小一直觉得教育是伟大的事业，非常敬佩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讲四十多分钟的老师。我和教育有交集是始于1996年，大学毕业我做了记者，当时媒体刚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我被安排去采访北京的打工者，寻找热点新闻。

我对我采访的第一个打工者印象非常深刻。她15岁，一个人从重庆大山里面走出来，每个月给自己留三块钱，然后把所有的钱寄到家里用于弟弟上学、家里盖房、母亲治病，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一个人抗。当时我问我自己：15岁可以做到这样吗？我做不到。

随着采访深入，我又遇到遭遇各种不幸的打工者。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弱势群体，但同时，我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一个有勇气有智慧的群体被称为弱势群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可以做点什么，我不想采访完了就结束了。他们就说：“你是记者，有文化，就教我们认字吧。”因为90年代第一代打工女性很多是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人上到小学二三年级，弟弟上学了她就不再读书了，甚至有的人是一天学都没上过。所以雇主对她们再不好，她们也不敢出门，因为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别人交往，信也不会写。

所以1996年冬天，我们借了一个阶梯教室，办了一个“打工妹”文化补习班，当时有60多个人去学习，安排我教语文，其中我也有一个学习和熟悉的过程，后来我教的孩子们慢慢地可以看《平凡的世界》。但我依然觉得我很失败，失败在哪里呢？比如我让她们上来当众写一个字，她们说不会写；我说起来读一读，她们说我不会读。还有很多小姑娘，上礼拜我们走的时候还很开心地告别，下礼拜再来的时候，她坐在角落一个人哭，问她怎么了也不回答。

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对“教育改变命运”产生了怀疑。我理解的教育是学文化，学认字，但这个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有没有一个专业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接纳自我、更好地处理困境、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和雇主的关系？我觉得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应该有这个专业。

直到1998年，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找到我，让我做社工督导，我拿到社会工作者教材一看，真的有这个专业！社会工作基于最基本的“助人自助”价值观，去协助陷入困境的人恢复和增强功能，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发展，那个时候我就投身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领域中来。

90年代，很多打工者都是单身进城，对他们的教育和关怀更多是关于就业和劳动技能，因为他们就是来找工作的。他们挣了钱以后就选择回家结婚盖房生孩子，就不回来了。可没想到的是，他们又回来了，而且是一个家庭。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就不再是找工作了，包括就业，健康，子女教育，安全，所有关于人的需求，都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如果还只是教他们认字，显然没有办法回应这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