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申论
题号 #514200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材料
1.为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学有所教”问题,中央政府近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目前看来,这些孩子在父母工作居住的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大抵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他们在何处上高中和参加高考,却面临不折不扣的“断头路”。
北京市政协委员韩志军曾连续五年提交提案,建议允许“绿卡”子女在京高考。对这个合理诉求,北京市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回应则是:只要是没有北京户籍的学生,无论是不是绿卡子女,目前都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北京市教委承认,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约有1/3的学生为外来人员子女。1/3是个什么概念?按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现有学生120多万的统计,就是40万人。
40万个各怀梦想却因制度性的不公平而命运无助的孩子,政府官员可曾倾听到他们的痛苦?仅北京一地就涉及40万人的合理诉求,直到目前不见掌握决策权的部门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也就是说,事关一个庞大人群的高考之重,被轻轻回避掉了。以教育公平来衡量,这就是典型的“人造断头路”,是基于地方利益保护的“断头路”。
针对“高考移民”背后的招生指标分配不公问题,一些人拿“保护边远少数民族省区考生利益”做“挡箭牌”,然而,人们对招生指标不公的不满,并不是针对落后地区,而是针对北京等大城市。遗憾的是,某些政府部门的“回应者”,却一味采取回避的态度。
这些人为的“断头路”,如果是教育部不合理规定导致的,就该及时修改;如果是地方自定的,那地方政府在落实以人为本、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尽快让高等教育资源按实际就读高中人数在各省市之间公平分配,要照顾的,只能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
“人造断头路”,不仅仅显现在外来人口子女的高考问题方面。但这是典型的阻碍教育公平的“断头路”,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其中的本质:人为的不公平才是教育真正的不公平,才是教育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
2.2009年1月13日,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央教科所所长袁振国,纲要基础教育专题组成员、教育部基础司一司副司长王定华,纲要总体战略组成员、中国教育报副总编翟博,纲要促进教育公平战略组成员、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纲要促进教育公平战略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天山等嘉宾做客网络媒体接受访谈提问。围绕“把推进教育公平作为我国基本教育政策”,回答了一系列问题。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问题和原因,最重要的就该是接下来的解决之道。我们在网上随时随处都能看到大家对教育公平的讨论和交流,去年前年两会期间也有很多代表委员就教育公平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那么国家在整体促进教育公平的发展上的思路和目标是什么?
[曾天山]我们谈了很多目标和很多理想,如果从《规划纲要》中来看比较现实的就是刘延东同志提出的“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如果从《规划纲要》的实施来讲有几方面:
一是保障教育公平,重点放在区域内的义务教育;二是立志教育过程的公平,在校内得到比较好的教育;三是关注教育结构(质量)的公平,把有质量的教育公平作为一个发展目标。这三个阶段也是世界各国在走的阶段,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第一个阶段,在争取保障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些发达地区已经开始重视到教育过程的公平。
在采取的具体措施方面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同等待遇。《规划纲要》中提到我们在五个方面是差距比较大的,比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的教育类型之间,不同的学校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所以我们首先要获得同等待遇,比如城乡办学条件的统一,区域之间要达到统一,不同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统一,不同教育类型之间(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等)的公平的统一。二是倾斜,政府做的大量工作是倾斜,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城乡之间向农村倾斜,区域之间向西部倾斜,不同教育类型之间向职业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投入了很大的资源配置,还有就是向薄弱学校倾斜。群体之间向一些困难群体倾斜,比如流动人口、残疾儿童、学生困难儿童、贫困生、流浪儿童等等。三是像刚才袁所长提的城市反哺农村的问题。东部区域要帮助西部区域,城市要帮助农村,好的学校要帮扶弱的学校,普通教育要给职业教育以支持,比较好的学生也要帮助差生。四是有选择性的教育公平,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给教育一定的发展,要给民办教育的发展一个选择的余地。通过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有不同地区主要的核心目标,同时四个政策配套,这样就能把教育公平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一口破旧的窑洞、一名代课教师、十几个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这是一所位于陕西山区的小学,完全不具备一个学校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高标准的游泳馆、科技馆、图书馆,每个教室都配有投影仪,走廊里配有饮水设备……这是一所北京的“示范学校”。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整体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出来;在“能上学”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上好学”又成为矛盾的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认为,中国正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这一点决定我们必须办“大教育”。在这一背景之下,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决定着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否承担全面提高全民素质的重任。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仍然是制约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以宁夏固原市为例,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集中在城镇:县城内好的学校校舍宽敞,有图书馆、阅览室,还有多媒体教室、学生机房等,而农村学校则显得“寒酸”许多;即使同一层次的义务教育,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距。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生源及质量、效益方面的差异在逐步增大;重点学校生源好,几乎都是超大班,人数最多达70多人,拥挤不堪,薄弱学校却生源少而差。
这种状况,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同样存在。优质教学资源的不足,使“择校”、“择班”、“择师”的风气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最终,“择校”成功者,会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不堪重负,那些不得已进入“劣质”学校的人,更会质疑教育的“公平性”。
4.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政府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资深基础教育业内人士彭水成提出,从策略上讲,既要解决对优质教育分配的机制,更应该注重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形成机制。专家认为,一是现阶段必须破除这种束缚,在保障农村和薄弱学校基本经费投入的前提下,建立区域内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县域内城乡学校、示范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帮扶机制,实现“捆绑式发展”,提升薄弱学校办学层次;倡导区域内教学设施等硬件资源共享,组建区域性基础教育资源调节平台;二是立即停办规模无限扩展的示范、重点学校,加强政府对区域内可控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快实现教育机会均衡向教育质量均衡过渡。
目前,国家制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各级各类学校的最低国家标准,包括硬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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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暂无

答案解析

1.答案提示
由材料可以看出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主要有:
(1)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2)政府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合理。
(3)教育资源不均衡与乱收费导致教育不公。
(4)教育改革滞后。
2.答案提示
保障基础教育的投入,建立合理的投资体制。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适当划分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的比例,在遵循效率优先的同时,也不可显失公平,应保证一般院校的教育质量和正常发展。
突出弱势补偿理念,形成合理公平的制度设计,在当前必须消除对教育资源的差别对待应在政策制定上协调教育不公平现象。
在高校入学名额的分配上,国家应制定合理政策,采取按省市参考人数确定录取名额的,办法,使各省市录取率基本相近,消除因考生所在地域不同而带来的入学机会不公的现象。改革和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尽快控制和缩小省市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倾斜度,严格审查学生的入学程序。
建立监督惩戒机制,严防教育中的腐败现象,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严惩不贷。
3.答案提示
我认为体育明星保送进名校,不是“赢者通吃”,并没有破坏教育公平。
因为这一争论涉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以及大学的录取标准问题。在不少人的眼中,读大学还被视为对运动员的一种“教育福利”,而没有看到其对运动员本身素质完善的重要作用。当然,这与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有密切关系,而长期以来在大学录取中坚持的唯分数至上的标准,让大家忽视了对人才的评价就应该是“多元”的。正如大学可以破格录取在数学、物理或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特长的人才2一样,体育运动方面表现突出也可以成为大学录取人才的重要指标。(亦可反面论述)
4.答案提示
几十年前,教育就以培养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为目标。但在现实中,智却高居第一位。由此,“三好学生”评选也存在着偏智现象。出于全面发展的考虑,需要改革“三好学生”评选内容,增加德、体、美、劳等非成绩类的内容,防止“三好学生”评选成为应斌教育的推力。此外,还需要改革评选的程序。由于“三好学生”的荣誉能够换成高考乃至中考录取时的加分,因此权力黑手已经插进评选过程中,“三好学生”评选的公正性受到普遍质疑。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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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
1.2008年6月29日上午,当天津轻工职业学院三年级学生刘彦伟参加“200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注塑模具比赛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观看。
这些人当中不仅有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还有世界银行、世界技能大会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专家。更让刘彦伟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与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合作获得大赛一等奖时,不仅多家企业希望他能去工作,他还得到了保送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像刘彦伟这样“幸运”的学生,在这场技能大赛10个专业类别、24个竞赛项目的现场,并不少见。
他们都是经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建设兵团预选,最终选拔出来的2000多名“技能高手”。他们的决赛,吸引了海内外上万人观看。
这是我国职业教育迄今为止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覆盖面最广、规格最高的一次技能大赛,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次大检阅。
教育部部长周济说,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把多年来探索出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职业教育经验和做法,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设计与创新。
参赛学生训练有素的操作、精湛的技艺,能吃苦、敢拼搏、善合作的精神面貌,给现场观看的企业家留下深刻印象。
“透过技能大赛,我们看到职业教育已经培养出越来越多‘挑得起、干得好,的优秀人才。”津兆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姜立中说,他的任务是当“星探”,到赛场抢夺技能“明星”,“这么多同行都来‘抢’人,我们的竞争很“惨烈”。
据参与大赛组织工作的天津市教委高职高专处处长叶庆介绍,大赛受到企业界的高度关注,有近千家企业到比赛现场观看,其中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就有20多家。
从2008年开始,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每年都将在天津举办。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说,通过举办大赛,将检验技能教学的评价机制与企业优先选用获奖者的用人机制联系起来,将职业院校的育人机制与行业企业的用工机制协调起来,这也许就是大赛吸引人的地方。
2.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学毕业生遭遇了就业寒流,这在感慨找工作难时,全国职业学校毕业生们却悄然走俏,成为了就业市场的宠儿,沈阳市120余所职业学校3万多名毕业生,2008年总体就业率高达98%,职校的学生们说他们不仅能找到工作,还能挑个好人家。广州市的技校生同样供不应求,2008年就业率达到962,平均月薪都在2000元左右,就连要在2009年毕业的学生都已经被预定出去超过9成。
职业教育的发展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展现出了活力。1980年,国家开始对全国中等教育的结构进行改革,重点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倡各行业广泛举办职业技术学校,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各个岗位上对人才的需求。
1996年,我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和实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当年在全国中职教育的招生数达到新时期的最高数量,高中阶段,职教与普教招生数比例首次超过了一比一,但从90年代末开始,与高校的扩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职业教育却迎来了一个下滑期,一直到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之后,职业教育才有了恢复性的增长,但总体规模依然偏小。
到2004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50万人,与此同时,技工荒开始困扰着中国经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之下,2005年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高职教育和中职教育加起来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ll00万人,在校生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但是尽管职业教育享受到了国家的扶持,也在就业率上展示了傲入的成绩,但他的发展也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师资力量薄弱、培养机制不科学、教学质量不高、社会认可度偏低等严酷的现实,在这个经济寒冬中,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势必也将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此时此刻,如何能够为他们营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更显得尤为重要。
3.上海市出台了“允许高技能人才延迟退休”的政策。原因就在于,尽管目前上海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重已升至19%,但与城市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却是“技工荒”。市场需求与人才培养的错位,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深刻领会素质教育的丰富内涵。
近年来,北京等大城市轨道交通迅猛发展,但一线专门人才严重不足。北京有8所高校开设与轨道相近的专业,可由于课程设置传统,很难为企业接受。北京市交通学校瞄准市场需求,引进海外轨道交通成功的职业人才培养课程和培训模式,建立起与之配套的实训基地,不仅满足了北京轨道交通发展的需要,还为全国轨道交通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北京市交通学校校长李怡民说,紧盯经济发展走向,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以就业“订单”为导向,把产业优势转变为专业优势,职业教育才能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科教兴国是国家发展强大的战略目标,“订单式”培养则是职业学校的生存之道。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黄尧说,资金、技术、少数尖端人才可以引进,但生产服务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只能靠自己培养。把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必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4.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美国中学生,凭成绩可以进哈佛,但却选择了一所烹饪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比哈佛贵。原因很简单,一是这所烹饪学院产生过许多世界级的大师,二是家长很尊重孩子的意愿。“而在中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
生源,是一些职业院校校长无奈的话题。“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重理论知识轻实践技能,重文凭学历轻实际能力。受传统的人才培养和使用观念影响,许多家长希望孩子通过考高中、上大学,进机关、当白领,拥有一个‘干部身份’。”孝感工业学校校长程文辉说,社会观念的改变,与深化改革相适应,任重道远。
“社会观念不会轻易改变,但做大做强职业教育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观摩大赛的专家学者的心声。怎样解决实训经费短缺问题?怎样提高教师水平?他们纷纷建言。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技能培养需要实训环境,成本更高。以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每名学生每学年学费为5500元,而培养成本就要6600元。由于原材料价格高,一些学校在实训中不得不用木头、肥皂代替钢、铜等工件。
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减免有关税费、实施职业教育扶贫计划……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中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大卫说,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对发展职业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基础薄弱,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他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经验,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学生实习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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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
1.“重庆一县级市调查显示,40%的农村家庭看过相算过命,58%的农民参与过赌博。”来自重庆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在谈到农村文化问题时说。
刘明华代表给记者讲述了一件真实案例,40多岁的重庆农民袁X X,因为喜欢并长期到茶馆里打小麻将,多次与妻子发生争吵。2004年11月,他在平时打麻将的茶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爆炸案,造成多人死伤。听到这个故事的黑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德爱勤说:“表面上看是打麻将引起的,但是农村文化娱乐形式单一、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才是造成农村麻将风气盛行的根本原因。”
另据媒体报道,现在一些江湖骗子经常在农村乡镇和村社摆摊设点,算命相面、装神弄鬼,叫卖黄色、非法出版物,甚至出现搭草台班子、搞色情表演。娜仁花代表表示,“没有先进、高雅的文化活动占领农村市场,不良文化就会向农村侵蚀,导致农村封建落后的思想不断滋长蔓延。”
拿着自己收集来的厚厚的资料,刘明华激动地说:“如果每个月给你发35块钱的工资,你愿意当乡镇文化专职干事吗?”他认为,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农村文化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解决。
刘明华举出这样一组数据: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2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为323.87亿元,仅相当于教育事业投入的1/70和科技事业投入的1/10。在文化资金偏少的情况下,投入农村文化事业所占的比例则更低,2003年的文化事业费中,城市占72%,而广大的农村只用了28%,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仅为2元。
钟世荣代表说,由于投入不到位,有的文化工作站只有牌子,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无法开展工作。另外,微薄的收入使从事乡镇文化工作的这支队伍不仅年龄老化、业务技能差,而且职业道德观念淡薄。再加上没有场地、没有设备等,使农村文化站根本无法正常开展文化活动。
2.怎样使农村这片文化荒漠尽快向文化绿洲转变,人大代表们各抒己见。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认为,首先全社会要提高认识,因为没有广大农村的和谐,就没有中国的和谐,要把发展农村先进文化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日程,并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
德爱勤代表说,国家要逐步增加投入,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扩大广播电视覆盖面,有条件的县、乡要办好文化馆(站)、农民阅览室。同时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兴办健康文明的文化产业。娜仁花代表认为,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坚持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涂安祥代表认为,新闻、出版、文化、影视等部门要把为农民提供优秀的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先进的文化占领农村阵地。
同时当地政府部门要通过开展创造文明户、文明村、镇等活动,引导农民自觉摒弃旧观念、旧习俗,创造新生活,逐步在农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尚。
如何及时有效地满足9亿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农村文化生活的可虑现状,既是城乡非协调发展在文化生活层面上的表现,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
3.150余名群众文化工作者18日成为北京市首批文化志愿者,他们在春节前夕分赴京郊区县,开展“送福下乡”文化志愿者公益活动。
2009年1月18日,在距离北京市区140多公里的延庆县千家店镇文化广场,灯笼高挂、彩旗飘扬,40名文化志愿者领到北京文化志愿者荣誉证书。在现场,来自延庆县文化馆和千家店镇文化大院的文化志愿者表演起迎春锣鼓、高跷和喜庆秧歌,为大山深处的村镇带来浓浓过年气氛。
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主任王鸣铎说,此次春节前夕开展的“送福下乡”活动是北京文化志愿者的第一次全市大型活动。活动主会场设在延庆县千家店镇,分会场活动分别在京郊顺义区、大兴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县五个远郊区县开展。在春节期间开展活动的同时,今后将长期开展文化志愿者送文化下乡工程和文化培育工程,广泛吸引社会各类文化人才参与到农村公益文化活动中来,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培养老百姓自己的文化工作者。
据了解,北京文化志愿者中心将在近期成立,并在全市范围内建设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文化志愿者网络,将文化志愿者服务纳入“三下乡”长效机制的建设中,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紧缺的问题。
4.解决了大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后,浙江省又开始逐步实施“文化低保”,努力让浙江百姓“口袋”、“脑袋”一起奔小康。甭说看电影、听戏剧、唱KTV,连看电视都是件奢侈的事,最常见的业余生活就是走家串户聊天。这对很多城里人来说,像是在看旧时的电影,但这确实是浙江省41万农村“低保户”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真实生活。他们中有一半左右家庭没有电视机,有电视机的也因为交不起有线电视费而看不上电视。
在人均GDP达到近5000美元的物质基础上,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而这些低收人群体一贫如洗的文化生活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
我国“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把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放在突出位置。
与此同时,浙江省也正不断研究制定“文化低保”相关政策,加大公共财政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人群体的扶持力度,力争通过几年努力,较好地解决基层群众最基本、最直接的文化需求问题,切实提高困难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水平。当前,浙江省率先启动了以广播电视“低保”为主的“文化低保”工程,希望通过进一步扩大农村广播电视覆盖面,逐步满足低收人群体、特殊群体最基本的文化需求。
目前,“文化低保”工程已列入浙江省“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
据舟山市民政部门统计,舟山市共有低保户7825户,涉及人数12616人。调查发现,舟山市尚有2702户家庭没有电视机,约占低保总户数的34.53%;未接通有线广播电视的家庭1991户,约占低保总户数的25.44%。
在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在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情况的报告中也指出,浙江省农村文化服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广大农村特别是欠发这乡镇的文化建设还很薄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与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据介绍,浙江省目前尚有20个县级图书馆和15个县级文化馆无建制或馆舍面积为零;511个乡镇文化站虽然挂牌有建制,但站舍面积为零,约占全省文化站总数的34%。而欠发达地区的许多乡镇文化站基本处于无房、无钱的“二无”境地,“一站一人一桌”现象也相当普遍。据统计,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有占全省1/4的经济薄弱村,他们基本上没有农村文化阵地和文化活动器材,存在“空壳现象”。
再者,一些地方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缺乏制度约束和连续性;一些地方文化事业经费占财
3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材料
1.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会上还发布了《中国文化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课题成果。有专家在会上指出诸如故宫、长城、老字号、《云南印象》等传统文化品牌在现行的法律保护方面,两大丰要法律领域还都存在较大问题: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其功能缺失的一面,而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立法还远远不够。
专家指出,对传统文化品牌的合理有效保护具有文化战略层面的意义,不仅在欧美强势文化冲击世界的今天,可以强化本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也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提升国家软实力。虽然近些年来对于传统文化品牌保护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越来越被认知,对于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被日益重视,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许多传统文化品牌没落、流失;一些抽象的传统文化品牌被过分的商业开发所侵蚀、变异,比如此前有民营企业家要在浙江异地重建圆明园等怪现象层出不穷。
专家建议要完善现行的法律保护制度,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在这一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将保存、传承传统优秀文化作为更高目的,对于发生在这一领域的价值冲突的协调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对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商业活动的主体需要承担反哺义务。专家还特别强调,同样不可偏废的是,对于私权范围内的具体传统文化品牌,政府也不能袖手旁观,政府应对传统文化品牌中效益不高但又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品牌进行特别保护。
2.“允许有争议,但标志城肯定要建”,山东省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这句话,颇具一锤定音的“威力”,但也由此引来一轮对济宁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最为激烈的批评声音。目前,对“标志城”的讨论已经进入了舆论冷冻期,各种媒体鲜见最新的进展信息。但按下了葫芦不等于瓢不起来,甘肃省永靖、华亭、临洮三县将筹集巨资分别修建孔子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秦皇祭天广场三期工程和老子文化园的消息,又引来一片争议。
E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以“标志城”争议为标志到达了一个沸点,舆论的冷水兜头浇下之后,一地的鸡毛还要相关的地方政府硬着头皮收拾。恐怕坚持如张振川者也要困惑,国家提倡复兴传统、繁荣文化,一些民众也热衷把这股潮流当做时尚来追赶,为什么本该赢取热烈掌声的“大项目”,却遭到一片倒彩的打击?而一贯处于被遵从地位的政府,现在在舆论危机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姿态越强硬,未来所面临的结果就会越尴尬。 
由各地政府担任主角引发的这场“伪文化高烧”,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火急火燎,而是有着一个多点开花、四处蔓延的过程。它有着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争故里,争完老子争孙子,争完大禹争诸葛亮,发展到连西门庆和潘金莲也不放过的时候,已经成为闹剧了,第二个层面是搞公祭,自恢复公祭孔子以来,祭伏羲、祭曾子、祭三苏……各地凡是能挖出来祭奠一番的先人都祭了一个遍,直到公祭轩辕黄帝发生鲜花遭数千人哄抢事件之后,愈演愈烈的公祭活动到了有必要喊停的时候;第三个层面便是所谓的“文化大项目”了,与前两者相比,建项目在地方政府看来,这是唯一能扛得起来服务于民、发展经济的大旗,而且与政府“办实事”的角色定位颇为符合,济宁市市长的底气恐怕就是由此而来。
事实上,建“标志城”也好,建其他文化建筑也好,激愤的多还是属于媒体圈内的知识分子以及精英阶层,他们的炮火,除了猛攻那些尚处在立项或设想阶段的“虚拟城池”外,还用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责任担当,来要求以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为代表的“拥建派”,别为政府一时的头脑发热,让老百姓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反建派”在这场舆论监督战中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但却不是胜利者,在刚硬的行政命令面前,所有的批评箭簇显得软弱无力。老百姓对于这场争论,态度是漠然的,建或者不建,和他们并没有多大干系,他们不仅没有决策的权利,甚至连表态的机会也不存在。话说过来,如果当地政府真的去征求老百姓意见的话,也许人们并不会反对平地多出这么一堆庭院高楼和人物塑像——如果在拆迁、促进就业、发展经济方面,更能让老百姓有看得见的利益的话,说不定政绩工程还真的顺利完成,让当地官员的官帽再升一级。
但问题是“标志城”的投资太大了,而且300亿全部来自于纳税人,这意味着一旦这项投资占用过多资金,或者投资失败留下一座废墟,那么其他和当地百姓利益切身相关的公共建设将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而与此同时,济宁市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收回投资的计划,赢利的想法更接近于痴人说梦。所以,舆论的监督有利于清醒当地政府的头脑。同样是耗资巨大的工程,浙江农民企业家徐文荣投资200亿元重建圆明园,反对的声音与“标志城”相比弱了不少,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标志城”的政府行为色彩浓厚,而“圆明新园”则披上了民营企业经济行为的外衣——虽然它的建设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但很显然,徐文荣还是承担了主要的风险
舆论关注这大笔投资的来源和去向,是珍惜这些年来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财富,担心被滥用。但通过这些事件所散发的文化浮夸风,却更值得担忧。作家冯骥才在肯定“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顶峰”的同时,也对“争着把钱贴到‘塔尖’上”进行了批评。而目前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复古和仿制建筑的建设行为,就是争相地往“塔尖”上堆钱,一同被堆起来的,还有相互攀比、追求奢华的虚荣心,而这,却是传统文化不能承受之重,也和传统文化一直倡导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精神背道而驰。
传统文化是否得到弘扬,不在于建设了多少“大项目”,而应多考量与之相关的民族精神气质,融入了多少传统文化的底蕴。国家将今年清明节列为法定假日,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插柳、做青团等消失已久的文化活动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回归传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百姓没有感受和参与的机会,政府花再多的钱也白搭。民间和政府虽然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达成了共识,但落实到具体操作上来,政府往往还是为自己的越俎代庖陷于尴尬境地。
3.“北京目前还不是宜居城市,大量的四合院随着商业化的拆迁而消失,许多承载着厚重文化的文物被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符号正逐渐减少。”在两会“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座谈会现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刘绮菲强烈呼吁加大对“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的保护。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北京市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由人类生活史和城市发展史交汇而成的历史文化遗产。一直以来保护古都风貌都是北京城市发展建设的重点工作。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保护,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随着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导致城市人H迅速膨胀,北京市许多历史符号消失,有人认为‘鸟巢,是北京城的新符号,我不这么认为。历史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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