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四卷
题号 #5343205

案情
星星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笔(d)”的外观设计专利,2015年10月27日获授权,专利号为z12014××××××××.4,至今有效。专利的各视图显示:本专利的外观设计为一种笔,整体为圆柱形,笔身两头略粗,腰部略细;分为上杆、下杆;上杆较长,顶部有笔帽,靠近笔帽处配以略弧形笔夹;下杆较短,笔尖呈圆锥形。
此后,星星公司发现月亮公司未经其同意,生产、销售与其专利外观相同的×型笔.于2017年4月20日向A省B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于同年7月10日作出1号民事判决,认定月亮公司构成侵权,判决其应停止生产、销售落入212014××××××××.4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产品的行为。双方均未上诉,判决随后生效。因月亮公司仍然继续生产和销售×型笔,星星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向A省B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和改善营商环境、更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下,法院当日就受理了执行申请,并且立即采取了执行措施。向月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送达了限制消费令。8月10日,迫于法院的压力,月亮公司在执行法官、星星公司和街道办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自行关闭了生产设备,并销毁了其生产模具。于是,执行法院于8月15日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
自2018年8月20日起,星星公司在市场走访中陆续获知月亮公司又在生产×型笔,遂向A省C县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A省C县公证处出具了(2018)AC证民字第100号公证书并证明,2018年11月20日,A省C县公证处的公证人员某甲与8市制笔协会的工作人员某乙来到月亮公司,发现装配车间的工人正在装配被控侵权的圆珠笔。并有装配好的圆珠笔成品堆放在内。某乙从现场取得成品圆珠笔二支,后-9某甲一同带回A省C县公证处予以封存。此外,星星公司收到小道消息,月亮公司去年仅销毁了一套生产模具,一个月前拿出了备用模具,恢复了对×型笔的生产,并且随后投放市场销售。
星星公司遂于2018年11月21日再次诉至A省B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月亮公司停止侵权×型笔的生产和销售,并赔偿损失30万元(2号案件),并且提交A省C县公证处封存的成品笔二支。法院立案庭当日受理案件,案号为(2018)A01知民初第1000号。经专家和法官比对,原告提交的侵权笔的外观与涉案z12014××××××××.4专利相同。在审理过程中,星星公司向法院提交了(2018)AC证民字第100号公证书,月亮公司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涉案公证人员某甲与其存有积怨。在没有从其厂取得侵权笔产品的情况下作出明显虚假的(2018)AC证民字第100号公证书。
问题
1.不考虑具体的实体请求权是否成立,法院在2号案件中能否同时支持星星公司的两类请求?请给出理由。
2.如果星星公司能够同时提起这两类请求,本案中请求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请给出理由。
3.在2号案件中,法院应否采信(2018)AC证民字第100号公证书?请给出理由。
4.1号案件中法院已经判令月亮公司停止生产和销售×型笔。2号案件中星星公司再次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请给出理由。
5.假设你是本案法官,于2019年3月1日开庭公开审理本案并且当庭宣判,请拟定一份一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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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暂无

答案解析

1.法院在2号案件中可以同时支持星星公司所请求的两类责任承担形式。《民法总则》和《侵权责任法》都规定了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责任承担形式,同时也规定两者在同一案件中可以合并适用。
2.本案中星星公司两项请求的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停止侵权的请求内容具体明确,能够确定履行义务的主体是月亮公司,具体针对的客体是×型笔的生产和销售,请求赔偿的损失表现为一定金钱给付数额,也符合法律规定的酌定赔偿数额的范围。综合考虑本案中涉案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性质以及月亮公司属于法院强制执行后的重复侵权的情节,可以认可其请求数额不违反法律规定。
3.法院应当采信(2018)AC证民字第100号公证书记载的事实。对于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月亮公司作为反证方,应当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公证。月亮公司未能充分举证,仅仅主张涉案公证人员某甲与其存有积怨,无法挑战公证书的证明力。
4.星星公司可以再次提起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星星公司在市场走访中获知月亮公司于2018年继续生产×型笔,与原判决所针对的2017年的侵权行为相比属于新的侵权行为,不应当受到1号判决既判力的约束。
5.判决书示例如下:
A省B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A01知民初第1000号
原告:星星公司,住所地某省某市某区某路某号。
法定代表人:某丙,职务。
被告:月亮公司,住所地某省某市某区某路某号。
法定代表人:某丁,职务。
原告星星公司与被告月亮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受理原告的起诉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星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某丙、被告月亮公司法定代表人某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月亮公司停止侵犯专利号为212014××××××××.4的外观设计专利的×型笔的制造和销售;(2)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事实和理由略(见案情)。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遵纪守法,并未侵犯原告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是虚假的,两支成品笔其实是我司2017年生产的。
当事入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略(见案情)。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该条第二款规定:“……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星星公司提交的(2018)AC证民字第100号公证书,完整记载了公证人员某甲在月亮公司的生产场所取得的被控侵权产品及产品的状况。鉴于月亮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公证.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月亮公司与公证人员某甲结怨,其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权利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本案中,月亮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与涉案专利相同的被控侵权产品,其行为侵犯了星星公司的涉案专利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侵权责任。鉴于星星公司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被侵权期间因侵权所受到的具体损失或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具体利益,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许可他人实施涉案专利实际收取的许可使用费情况,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尤其是月亮公司涉案侵权行为系重复侵权,主观故意和过错明显,客观上给专利权人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等情形后。确定赔偿数额为30万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月亮公司停止侵犯专利号为z12014××××××××.4的外观设计专利的×型笔的制造和销售;
2.月亮公司向星星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本案案件受理费××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月亮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A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二O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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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
(一)起诉状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即停止对环境造成侵害的向安西运河违法排放和倾倒盐酸的行为:
2.判令被告消除对环境造成的危险.建立完善的防止盐酸泄漏和处理工业有害废物的设施和制度:
3.判令被告承担因泄漏和排放盐酸而造成的环境损失和有关渔业损失:
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本诉讼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专家费、评估鉴定费、调查取证费等支出: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原告均为在我国境内依法登记成立的,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安州市环保联合会是2010年1月14日经安州市民政局批准设立的,接受安州市环境保护局指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是2009年2月25日经江北省民政厅批准设立的.接受江北省环境保护局指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被告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化工产品为主要经营范围的化工企业。
本案原告于2014年10月以来一直接到安江市民众反映安西运河水质恶化,造成渔业养殖户损失和环境污染的情况。经过原告的调查、媒体报道和环保主管部门及其他部门的调查.可以认定本案被告将其工业副产品盐酸倾泻到安西运河,造成安西运河严重污染,不仅对渔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也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被告与安州市四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公司)于2014年3月15日签订了盐酸买卖协议。该协议规定:四海公司从龙翔公司购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盐酸,龙翔公司给予四海公司市价的七折优惠,由买受方承担运费。但是,从2014年6月开始,盐酸市场低迷,销售不畅,导致四海公司盐酸销售业务出现困难。2014年7月1日,四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军找到被告龙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昊,提出目前销售困难,要求中止合同。张昊则表示,目前龙翔公司正在全力生产,因此工业副产品盐酸库胀压力很大,希望四海公司能够按照合同继续购买盐酸。同时,张昊表示考虑到当前市场的变化,可以通过提供运费补贴的方式,即以每吨盐酸30元的标准,给予赵建军补贴,以减少龙翔公司的库存压力。赵建军对此表示同意。从2014年7月3日至10月20日,四海公司赵建军安排驾驶员张军从龙翔公司分9次运走盐酸7035吨,龙翔公司共向赵建军支付211050元补贴。
由于四海公司自身的仓库容量有限,而市场交易量大减,赵建军于2014年7月17日安排驾驶员张军等人多次驾驶危险品运输车向安西运河水体倾倒盐酸。自2014年7月底开始,安西运河安定桥东侧下游2公里处安州福喜养殖场以及下游几乎全部养殖场均出现大量养殖鱼类死亡的现象。安西运河及安江部分江段附近的地下水严重污染,不能饮用。安州市环保局随即展开巡查。2014年10月24日,安州市环保局执法大队在巡查中发现张军在向运河中排放盐酸。安州市公安局随即将赵建军等人控制,并展开侦查。随后安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赵建军等人犯有污染环境罪。鉴于本案被告龙翔公司是此次环境污染的始作俑者,明知盐酸销售市场低迷,仍然大量出售甚至贴钱倾销盐酸,将其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格的四海公司,以及虽然该公司领取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但没有固定组织机构和人员,没有处理危险废物的经营许可证,龙翔公司的这种推波助澜,助长了四海公司违法向安西运河偷排有害物质的行为,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安西运河及下游安江水体严重污染,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危害了周边农渔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故龙翔公司应当依法承担造成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
时间:2015年4月7日。
(二)答辩状
答辩请求:
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各种指控都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并判决被答辩人承担本案所有的费用。
事实和理由:
答辩人确实在2014年与被答辩人所提及的环境污染损害者四海公司有过供销业务联系,但已随着四海公司有关人员因向安西运河倾倒有害物质而被调查起诉而终止。四海公司破坏环境和污染有关河域的行为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与四海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第9条明确规定:“合同双方各自对己方的经营行为负责,不得借口本合同将各自独立承担的法律责任转嫁给对方。”答辩人对于四海公司的后续活动和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此外,答辩人对于被答辩人的公益诉讼资格提出质疑。被答辩人安州市环保联合会成立年限较短(法人登记证书发证日期:2010年1月14日;有效期限:2010年4月10日至2020年4月9日),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的资格。被答辩人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曾在2011年社会组织年检中没有达到维持该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的法定经费的要求,在江北省民政厅《关于2011年社会组织年检情况的公告》中被指出是“因经费不足以维持正常业务活动的不合格组织”,被评为不合格,并限期整改;在整改不合格后被江北省民政厅公告,即该被答辩人在从事公益性活动中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因此,该被答辩人也不具有从事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被答辩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附件1.安州市福喜养殖场渔业资源损害评估报告:结果显示养殖场遭受渔业损害。
附件2.安西运河盐酸倾倒事件环境污染损害技术评估报告:结果显示安西运河遭受污染。
附件3.安州市四海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简略版本)。
名称:安州市四海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州市中山路450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军
注册资本:2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5日
营业期限:2008年12月15日至2018年12月14日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销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登记机关:江北省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问题1
1.安州市环保联合会、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是否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2.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
3.本案谁负有举证责任?
2 案情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20日,A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从英国进口一辆宾利慕尚汽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高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出具了《货物进口证明书》。
2014年6月24日,杨某与B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B公司向杨某销售尊贵版宾利慕尚汽车一台,单价550万元。B公司保证所售车辆具有合法手续,符合国家商检部门检验标准,车辆的质量标准和保修期限按厂家规定。如发生质量问题,B公司协助解决。预计交车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以杨某全部车款到达B公司账户为前提,最终交车日期以B公司的通知为准。杨某在交车地点现场验收车辆,B公司将车辆交由杨某实际支配并向杨某交付车辆的海关及商检单证、维修保养手册、交车清单等文件。车辆交接书的签订视为车辆的正式交付,其后一切风险责任由杨某承担。《销售合同》对所售车辆的发动机号、车架号等未作约定。
B公司随后从A公司购入前述进口宾利慕尚汽车。2014年7月30日,该车辆运抵B公司,B公司拟将该车辆交付杨某。同日,B公司进行车辆移交检查时发现车辆左前门下有漆面损伤,通过抛光打蜡清除了漆面损伤,这一处理操作记载于该车辆的维修记录中。2014年10月8日,因汽车右后窗帘存在异响,B公司更换了窗帘总成,该维修操作亦记载于车辆的维修记录中。
2014年9月26日,B公司向杨某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4年10月14日,杨某取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机动车辆检验检疫证明》。2014年10月30日,杨某为所购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
2016年5月31日,杨某通过WWW.CHEJIANDING.COM即车鉴定网查询所购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时,查询到案涉车辆的前述处理、维修记录。遂以B公司和A公司在车辆交付之时未向其告知前述情形构成欺诈、给其造成巨大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杨某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8公司与杨某签订的《销售合同》;(2)B公司退还杨某购车款550万元、车辆购置税47万元,共计597万元;(3)B公司向杨某支付车辆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1650万元;(4)A公司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涉诉费用由B公司和A公司承担。
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B公司提供车辆交接书,或者能证明车辆交付时间的其他证据,B公司均无法提供。经一审法院释明,杨某不同意对案涉车辆现有价值进行估价。
一审法院认为:(1)B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告知过杨某相关情况,可认定B公司在车辆交付前故意隐瞒了车辆的前述问题,剥夺了杨某的知情权和选择权,B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销售合同》应予撤销。(2)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B公司应承担购车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3)因A公司并非《销售合同》的销售方,未直接对杨某进行销售及服务,对杨某要求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1)撤销杨某与B公司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销售合同》;
(2)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案涉汽车退还给8公司;(3)B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杨某购车款550万元,车辆购置税47万元;(4)B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某车辆赔偿金1650万元;(5)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150.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B公司负担。
B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二审法院要求杨某提供案涉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根据机动车行驶证的记载,案涉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杨某当庭承认其以经商为业,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等活动。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另查明:(1)案涉窗帘配件市场价为38341.80元,工时耗时为0.6小时,工时费为561.60元。(2)截至2018年1月23日,案涉车辆使用已超过3年,行驶里程超过29000公里。(3)杨某庭审中称其以经商为业,B公司和A公司对此未予以反驳。
问题
1.在一审中,杨某以B公司和A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这两个公司作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为什么?
2.本案应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杨某将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是否影响其消费者资格的认定?为什么?
3.在庭审中,杨某称其以经商为业,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等活动,但并未举证证明该事实,B公司和A公司对此也未予以反驳。法院能否认定该事实?为什么?
4.一审法院就案涉车辆估价的证据意义向杨某作出释明.这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什么?
5.一审法院判决A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正确?为什么?
6.依据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能否认定B公司对杨某违反了告知义务?为什么?
7.依据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能否认定B公司对杨某实施了欺诈行为?为什么?
8.一审法院判决B公司对杨某予以3倍赔偿,是否正确?为什么?
9.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能否发回重审?为什么?
3 案情
蔡某(住所地Z省B市)是甲公司(登记地和主要营业地均在Z省B市)的发起人和控股股东。2012年10月31日,为延揽人才,蔡某代表甲公司聘请李某(住所地z省B市)担任甲公司总经理,双方并签订赠与协议,约定蔡某将自己持有的1%甲公司的股权赠与李某.李某承诺会在甲公司至少工作5年,若中途退出,应赔偿蔡某损失[具体金额为受赠股份数×离职之日甲公司股票交易收盘价(如果公司上市)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如果公司未上市)],因该赠与协议所发生的纠纷都由位于2省A市的A仲裁委员会解决。2017年3月31日,甲公司经过改制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价位每股35元。在之前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中均载明,李某系该公司总经理。后因理念不合,2017年8月31日,李某从甲公司正式离职,并结清工资。根据甲公司当日的股东名册,李某持有甲公司股票200万股(均系蔡某赠与给其的1%股权),该股当日收盘价为每股30元。后蔡某向A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判令李某赔偿自己损失6000万元,同时依法通过仲裁机构向法院提交了冻结李某持有的所有甲公司股份的申请。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了李某的200万股甲公司股票。当日该股收盘价为每股25元。后仲裁庭认定李某提前离职构成违约,应予赔偿,但在解释双方的赠与协议时认为,鉴于李某已经在甲公司工作58个月,如果完全按照协议的文义,“一刀切”地要求李某赔偿全部股票价格,既有失公允,也不符合当事人之间订立该协议的初衷,因此裁决其应当赔偿的范围仅限于未履约的最后2个月,李某应向蔡某赔偿120万元。2018年7月31日,裁决送达当日李某履行了裁决,法院解冻了股票。在冻结期内,甲公司股票在2018年2月1日停牌,全部冻结期间日均收盘价为25元。2018年9月1日,甲公司股票复牌后大跌,开盘价仅为每股15元。
李某认为蔡某错误冻结了自己价值6000万元的股票,导致自己不能及时变现。给自己造成了巨额损失,向A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赔偿损失3000万元(根据相关规则,S省标的金额2000万元以上的民商事案件均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问题
请从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角度,分析法院对本案应当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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