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四卷
题号 #5343333

案情
高某(男)与钱某(女)在网上相识,后发展为网恋关系,其间,钱某知晓了高某一些隐情,并以开店缺钱为由,骗取了高某20万元现金。
见面后,高某对钱某相貌大失所望,相处不久更感到她性格古怪,便决定断绝关系。但钱某百般纠缠,最后竟以公开隐情相要挟,要求高某给予500万元补偿费。高某假意筹钱,实际打算除掉钱某。随后,高某找到密友夏某和认识钱某的宗某,共谋将钱某诱骗至
湖边小屋,先将其掐昏,然后扔入湖中溺死。事后,高某给夏某、宗某各20万元作为酬劳。
按照事前分工.宗某发微信将钱某诱骗到湖边小屋。但宗某得知钱某到达后害怕出事后被抓,给高某打电话说:“我不想继续参与了。
一日网恋十日恩,你也别杀她了。”高某大怒说:“你太不义气啦,算了,别管我了!”宗某又随即打钱某电话,打算让其离开小屋;但钱某手机关机未通。
高某、夏某到达小屋后,高某寻机抱住钱某,夏某掐钱某脖子。待钱某不能挣扎后,二人均误以为钱某已昏迷(实际上已经死亡),便准备给钱某身上绑上石块将其扔入湖中溺死。此时,夏某也突然反悔,对高某说:“算了吧,教训她一下就行了。”高某说:“好吧,没你事了,你走吧!”夏某离开后,高某在钱某身上绑石块时,发现钱某已死亡。为了湮灭证据,高某将钱某尸体扔入湖中。
高某回到小屋时,发现了钱某的LV手提包(价值5万元),包内有5000元现金、身份证和一张储蓄卡,高某将现金据为己有。三天后,高某将LV提包送给前女友尹某,尹某发现提包不是新的,也没有包装,问:“是偷来的还是骗来的”,高某说:“不要问包从哪里来。我这里还有一张储蓄卡和身份证,身份证上的人很像你,你拿着卡和身份证到银行柜台取钱后,钱全部归你。”尹某虽然不知道全部真相,但能猜到包与卡都可能是高某犯罪所得,但由于爱财还是收下了手提包,并冒充钱某从银行柜台取出了该储蓄卡中的2万元。
问题
请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与刑法原理分析高某、夏某、宗某和尹某的刑事责任(要求注重说明理由,并可以同时答出不同观点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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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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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答题要点
(一)高某的刑事责任
 1.高某对钱某成立故意杀人罪。是成立故意杀人既遂还是故意杀人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竞合。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
答案一:虽然构成要件结果提前发生,但掐脖子本身有致人死亡的紧迫危险,能够认定掐脖子时就已经实施杀人行为,故意存在于着手实行时即可,故高某应对钱某的死亡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
答案二:高某、夏某掐钱某的脖子时只是想致钱某昏迷,没有认识到掐脖子的行为会导致钱某死亡,亦即缺乏既遂的故意,因而不能对故意杀人既遂负责,只能认定高某的行为是故意杀人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的想象竞合。
 2.关于拿走钱某的手提包和5000元现金的行为性质,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死者的占有。
答案一:高某对钱某的手提包和5000元现金成立侵占罪,理由是死者并不占有自己生前的财物,故手提包和5000元现金属于遗忘物。
答案二:高某对钱某的手提包和5000元现金成立盗窃罪,理由是死者继续占有生前的财物。高某的行为属于将他人占有财产转移给自己占有的盗窃行为,成立盗窃罪。
 3.将钱某的储蓄卡与身份证交给尹某取款2万元的行为性质。
答案一: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教唆犯。因为高某不是盗窃信用卡,而是侵占信用卡,利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取款的,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高某唆使尹某冒用,故属于信用卡诈骗罪的教唆犯。
答案二:构成盗窃罪。因为高某是盗窃信用卡,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不管是自己直接使用还是让第三者使用。均应认定为盗窃罪。
(二)夏某的刑事责任
 1.夏某参与杀人共谋,掐钱某的脖子,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或夏某成立故意杀人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的想象竞合,理由与高某相同)
 2.由于发生了钱某死亡结果,夏某的行为是钱某死亡的原因,夏某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
(三)宗某的刑事责任
宗某参与共谋,并将钱某诱骗到湖边小屋,成立故意杀人既遂。宗某虽然后来没有实行行为,但其前行为与钱某死亡之间具有因果性,没有脱离共犯关系;宗某虽然给钱某打过电话,但该中止行为未能有效防止结果发生,不能成立犯罪中止。
(四)尹某的刑事责任
 1.尹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因为从客观上说,该包属于高某犯罪所得,而且尹某的行为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尹某认识到可能是高某犯罪所得,因而具备明知的条件。,
 2.尹某冒充钱某取出2万元的行为性质。
答案一: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因为尹某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完全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答案二:构成盗窃罪。尹某虽然没有盗窃储蓄卡,但认识到储蓄卡可能是高某盗窃所得,并且实施使用行为,属于承继的共犯,故应以盗窃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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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
一审法院认定,王某从2014年4月开始非法收购、繁殖珍贵、濒危的鹦鹉并出售牟利。2016年4月初,被告人王某以每只500元的价格,卖给谢某2只变异的小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5月10日,公安机关从谢某经营的水族馆查获10只鹦鹉(包括上述2只从王某处买来的鹦鹉)。
5月17日,公安机关从王某家里查获45只鹦鹉,经鉴定,分别是35只小太阳鹦鹉(人工变异种)、9只和尚鹦鹉和1只非洲灰鹦鹉,均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之内。一审法院认定,王某贩卖2只小太阳鹦鹉证据充分,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另查获的45只被保护鹦鹉待售,属犯罪未遂。一审判决: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谢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王某上诉称:没有证据证明查获的45只鹦鹉是收购或者将要出售,其中13只为朋友寄养和赠送,故不能认定为犯罪未遂;因为儿子需要手术治疗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喂养鹦鹉幼仔,所以发布过出售鹦鹉幼仔的广告;司法解释关于“野生动物”概念解释错误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上诉人不知涉案鹦鹉为法律所保护;公安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受到污染等辩护意见。上诉人王某应无罪。
二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王某从2014年4月开始非法收购、繁殖珍贵、濒危的鹦鹉并出售牟利。2016年4月初,被告人王某将其孵化的2只小太阳鹦鹉以每只500元的价格卖给原审被告人谢某。经鉴定,该2只鹦鹉系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的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5月10日,民警从谢某经营的水族馆查获10只鹦鹉(包括上述2只从王某处买来的鹦鹉)。5月17日,民警从王某家里查获45只鹦鹉,经鉴定,分别是35只小太阳鹦鹉(人工变异种)、9只和尚鹦鹉和1只非洲灰鹦鹉。上述非洲灰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1,其余均被列入该公约附录Ⅱ。同时认定,上诉人王某有继续出售45只鹦鹉的主观意思,而不限于出售2只小太阳鹦鹉,属于犯罪未遂。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对王某量刑过重,王某所提的从宽处罚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其辩护人所提王某无罪等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018年3月30日,二审终审宣判,判处上诉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维持一审对于谢某的判决。
201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鹦鹉案”被告人王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00元的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王某承认知道涉案鹦鹉为法律禁止买卖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仍非法收购、出售,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王某为了牟利而非法收购、出售47只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的鹦鹉,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综合考量王某自愿认罪,出售的是自己驯养繁殖而非野外捕捉的鹦鹉,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且有45只鹦鹉尚未售出等情节,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第一、二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第二审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该判决于2018年4月28日送达后正式生效。
 问题
 1.辩护人向公诉机关提出法律意见认为.“野生动物”是指非经人工饲养而生活于自然环境下的动物,不能任意扩大此概念的内涵。保护野生动物不等于必须一并保护与野生动物同种的家养动物。2000年12月1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野生动物扩大解释为包括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远远超出了刑法文本“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内涵,也远远超出了国民的预期,违反罪刑法定,所以该司法解释属于越权的“续造法律”,不能适用。对此辩护意见,假设你是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请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你在决定提起公诉前需要向森林公安侦查机关提出何种要求?(2)你在出庭支持公诉时将如何提出公诉意见?
 2.如果被告人自我辩护说,自已是出于爱心,饲养行为增加了鹦鹉数量,实质上形成对鹦鹉的保护,没有对鹦鹉造成伤害,驯养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自己确实不知道涉案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假设你是审理案件的法官,你将如何看待被告人的自我辩护?
 3.有观点主张,无论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还是其他国际公约的国际法规范和有关规定,必须经过国内立法转换,在没有国内立法转化的情况下,司法解释不能依据国际法规定解释国内刑法,各级司法机关更不能参照国际法有关规定适用刑法。你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观点?
2 案情
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李某、赵某、刘某,张某、王某、赵某在押,李某取保候审。刘某在逃未到案。
张某因欠高利贷无力偿还,于2018年9月19日,向王某借款5万元,赵某做担保.约定于2018年9月30日前还清。2018年10月6日,张某向李某借款7万元,约定于2018年10月31日前归还。2018年9月1日,赵某向李某借款3万元,担保人张某。
张某、赵某无法偿还王某、李某钱款,四人来到市郊外一片小树林里一起商量如何处理。王某、赵某提议张某以自己的名义从租车公司租车,然后将车抵押给他人借款,再将所租车辆开回还给租车公司。
李某未表态并提前离开。赵某向张某、王某建议虚构车主身份做车的假手续,提前配好一把车钥匙备用,再找一个人出面假装车主,把租的车押给出钱的人。
后王某负责从网上联系租车公司,王某提供租车押金1万元,李某提供租车押金3000元。2018年10月13日,张某以自己名义(用张某自己的身份证及驾驶证)从某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一辆黑色大众牌帕萨特轿车(车主金某),租期7日,租金共1960元,押金1万元。
租车后,张某和刘某配了一把车钥匙,换了一副假车牌(套牌),赵某提供给张某做假证的人的联系方式,后张某联系做假证的人(未能查清是谁)制作了王某的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2018年10月16日,张某让刘某持上述假证件将帕萨特轿车开到某小区,通过中间人将车质押给孙某,孙某借给王某(张某)9万元。张某拿到9万元钱后,给了刘某1万元,给付王某和李某共6万元(包括1.3万元租车押金),余下2万元,张某给了赵某共2000元,其余张某挥霍了。
2018年10月18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张某用事先配好的车钥匙将停在孙某家楼下的帕萨特轿车开走。3时许,孙某发现车不见后,电话联系不上刘某而报警。民警从孙某处扣押机动车登记证书一份(纸质材质,绿色外皮)、机动车行驶证一份、身份证一份、车钥匙一把(黑色,上有大众汽车标志)。经鉴定,上述王某的身份证系伪造,车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均非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核发。经鉴定,帕萨特轿车评估价格为人民币16万元。
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赵某的供述基本一致,但是,李某不承认自己知道张某、王某、赵某三人预谋犯罪。由于李某中途离开,李某不知道赵某提议张某做假车手续以及后续犯罪事实,不知道张某、王某、赵某如何具体从孙某那里非法获取9万元。
 问题
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李某、赵某、刘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罚?
3 案情
朱某,男,1961年5月6日出生,农民。
朱某之女朱某一与齐某系夫妻,朱某一于2016年1月提起离婚诉讼并与齐某分居,朱某一带女儿与朱某夫妇同住。齐某不同意离婚,为此经常到朱某家吵闹。4月4日,齐某在吵闹过程中,将朱某家门窗玻璃和朱某一的汽车玻璃砸坏。朱某为防止齐某再进入院子,将院子一侧的小门锁上并焊上铁窗。5月8日22时许,齐某酒后驾车到朱某家.欲从小门进入院子,未得逞后在大门外叫骂。朱某一不在家中,仅朱某夫妇带外孙女在家。朱某将情况告知齐某,齐某不肯作罢。朱某又分别给邻居和齐某的哥哥齐某一打电话,请他们将齐某劝离。在邻居的劝说下,齐某驾车离开。23时许,齐某驾车返回,站在汽车引擎盖上摇晃、攀爬院子大门,欲强行进入,朱某持铁叉阻拦后报警。齐某爬上院墙,在墙上用瓦片掷砸朱某。朱某躲到一边,并从屋内拿出宰羊刀防备。随后齐某跳入院内徒手与朱某撕扯,朱某持宰羊刀刺中齐某胸部一刀。见齐某受伤,朱某把大门打开,民警随后到达。齐某因主动脉、右心房及肺脏被刺破致急性大失血死亡。朱某在案发过程中报警,案发后在现场等待民警抓捕,但是后来突然潜逃,最终又被抓捕归案。
一审阶段,辩护人提出朱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公诉人认为朱某的行为不具有防卫性质。一审判决认定.根据朱某与齐某的关系及具体案情,齐某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朱某必须通过持刀刺扎进行防卫制止的程度,朱某的行为不具有防卫性质,不属于防卫过当;朱某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朱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朱某以防卫过当为由提出上诉,同时检察院也对一审判决提出了抗诉。二审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检察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朱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朱某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法院最后判决认定,朱某的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不应该减轻处罚,对检察院的意见不予以支持,裁定维持原判。此外,在二审过程中齐某的哥哥齐某一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要求朱某赔偿相应的损失,二审法院直接对该请求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判决。朱某对二审判决不服,仍以防卫过当为由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上一级法院受理了朱某的申诉,启动了再审程序。
 问题
 1.一审法院认定朱某的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是否正确?为什么?
 2.一审法院认定朱某的行为构成自首是否正确?为什么?
 3.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此案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4.二审法院对齐某的哥哥齐某一提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直接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5.朱某的申诉理由是否成立?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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