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四卷
题号 #5343341
案情
2016年3月,被告人王某注册成立万物生花艺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等网络营销手段销售“甜玉米”“蔬菜”等农作物种子.以及各种景观用花卉种子、绿化用草种等种子。为销售种子,被告人通过网站制作公司,相继制作了多个虚假网站,分别命名为“中科种业”“中农种业”“百草园种业”等,并私刻上述虚假公司的印章,伪造“种子质量检验合格证”,召集杨某、司某、张某等12人,通过网上销售、邮寄的方式向全国销售种子。
被告人王某等人在销售种子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利润,采取给种子“包衣”等掺杂行为,掺入不发芽的种子,以及以价格低的种子冒充价格高的种子等手段进行虚假销售。所售伪劣种子,有的在被害人收货时即被发现,而没有种植;有的在种植后,被害人才发现田里长出来的植株并非自己所购买的品种,以及出现种子发芽率低、植株成长中出现大量枯死等现象,给被害人造成严重损失。2018年6月,部分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人王某等人被抓获。从2016年3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公司销售伪劣种子的经营额达100余万元。2018年11月,检察机关以被告人等销售伪劣种子罪提起公诉。
本案现有的证据有:(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称,在销售种子过程中,存在掺杂、掺假,以价格便宜的种子冒充价格贵的种子等行为。同时辩解称,其所售种子大部分都是合格的种子,植株成长中出现大面积枯死并非种子质量问题所致。以及对指控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额不认可。(2)被害人的陈述。被害人陈述,从被告人处购买的种子,种植后发芽率低,植株成长过程中出现大量枯死现象,或者并非自己所要购买的品种。(3)被害人拍照的田间或者绿地植株、果实生长状况或者植株大面积死亡的实景照片。(4)购销磋商的微信聊天记录。(5)被告人的发货单。(6)购销合同书。(7)快递单据。(8)汇款凭证。
问题
请作为本案的辩护人,根据本案提供的案情和证据,撰写一份辩护词。
文书写作要求:格式规范,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说理充分,字数不少于800字。
参考答案
暂无
答案解析
本答题要点仅对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进行要点分析,并非按照法律文书的写作要求撰写的完整法律文书,考生可以根据法律文书的写作要求,参考答案要点中对争议要点的分析,组织撰写法律文书。
1.关于本案的证据。
(1)本案缺少有效的鉴定意见。在销售伪劣种子罪案件中,种子质量及种子纠纷的原因,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专门知识,对其难以确定的,应由专门机关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作出鉴定意见。
(2)本案缺少证明“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证据材料。根据《刑法》规定,销售伪劣种子罪属于结果犯.必须有“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危害结果。本案现有证据,缺少“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证据材料。根据现有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本案属于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不能成立。
2.关于本案的罪名认定。
被告人销售景观用花卉种子和绿化用草种(统称草种)的行为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理由在于:
(1)销售伪劣种子罪中对“假种子”“劣种子”的认定应准用《种子法》第49条对“假种子”“劣种子”的规定。
(2)《种子法》中规定的“种子”不包括草种。《种子法》中的“种子”仅包括农作物和林木种子。草种不属于《种子法》所规定的“种子”范畴。
(3)不能将行政执法中的“参照执行”类推适用到刑事责任的认定上。《种子法》第93条规定,草种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参照本法执行”。本条的“参照执行”,是指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执法“参照执行”,刑事责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将行政管理中的参照执行类推适用到刑事责任的认定上。综上所述,将被告人销售伪劣草种的行为认定为销售伪劣种子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3.关于本案的定罪处罚。
对被告人销售伪劣农作物种子的行为和销售伪劣草种的行为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不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销售伪劣农作物的行为涉嫌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销售伪劣草种和伪劣种子的行为涉嫌构成销售伪劣商品罪,根据《刑法》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应择一重罪处罚。理由在于:(1)被告人的行为是实质的一罪。(2)依据《刑法》第149条第2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不实行数罪并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3)符合“当法律有不同的解释,作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法理精神。
1.关于本案的证据。
(1)本案缺少有效的鉴定意见。在销售伪劣种子罪案件中,种子质量及种子纠纷的原因,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专门知识,对其难以确定的,应由专门机关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作出鉴定意见。
(2)本案缺少证明“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证据材料。根据《刑法》规定,销售伪劣种子罪属于结果犯.必须有“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危害结果。本案现有证据,缺少“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证据材料。根据现有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本案属于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不能成立。
2.关于本案的罪名认定。
被告人销售景观用花卉种子和绿化用草种(统称草种)的行为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理由在于:
(1)销售伪劣种子罪中对“假种子”“劣种子”的认定应准用《种子法》第49条对“假种子”“劣种子”的规定。
(2)《种子法》中规定的“种子”不包括草种。《种子法》中的“种子”仅包括农作物和林木种子。草种不属于《种子法》所规定的“种子”范畴。
(3)不能将行政执法中的“参照执行”类推适用到刑事责任的认定上。《种子法》第93条规定,草种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参照本法执行”。本条的“参照执行”,是指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执法“参照执行”,刑事责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将行政管理中的参照执行类推适用到刑事责任的认定上。综上所述,将被告人销售伪劣草种的行为认定为销售伪劣种子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3.关于本案的定罪处罚。
对被告人销售伪劣农作物种子的行为和销售伪劣草种的行为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不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销售伪劣农作物的行为涉嫌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销售伪劣草种和伪劣种子的行为涉嫌构成销售伪劣商品罪,根据《刑法》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应择一重罪处罚。理由在于:(1)被告人的行为是实质的一罪。(2)依据《刑法》第149条第2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不实行数罪并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3)符合“当法律有不同的解释,作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法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