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幼儿综合素质
题号 #6146989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把元代的戏曲剧本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这一系列再加上明清小说,完整地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进化史。
但是,悉心琢磨一下这些文学体裁在各自时代中,其创作者的身份和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总体数量,就会发现,用这样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把作为通俗文化的戏曲作品与属于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体裁和作品相提并论,是有问题的。
王国维所赞赏的元曲,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的戏曲文学作品,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共同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但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每一个元素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戏曲的文学创作本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这话不假,这种将戏曲史纳入正统文学进化史,侧重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戏曲史的主流研究思路。虽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到五十年代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可以看出,确实也有学者在努力拓展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的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有所涉猎,但仍然是以经典戏曲研究为主体,缓慢积累着周边的知识信息,没有能够通过戏曲史的研究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公平地讲,《宋元戏曲史》诞生的年代,正是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之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的话音刚落之时,而王国维就已经把几百年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都不入流的元曲,纳入了中国正统古典文学的进化系列。在当时,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震撼性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而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学也有其不得已之缘由。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考察“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而戏曲演出相关的全部活动也限于传统历史记载的偏见,都只能在边边角角的史料中找到寥寥数语。
在其后近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也不能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而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末,国内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各项文化产业均市场化之后,国人才开始对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会,才能够有基础去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历史悖论,我们常说,学习历史是为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
(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1)文章认为,不能把戏曲作品与经典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其理由是什么?请简要概括。
(2)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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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1)不能把戏曲作品与经典文学作品相提并论的原因:①戏曲作品是通俗文化,经典文学是精英文化,从线性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角度来看,二者是无法进行比较的。例如元曲,经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②戏曲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
(2)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的方法应该:①要综合衡量,不要从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角度进行比较。②要考虑戏曲本身的特点。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③要拓宽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不能只侧重于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而要关注更多的因素如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④多考虑时代历史背景。要突破原来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文化产业市场化,对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进行切身的认识和体会,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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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性写作是一个视角,无名或隐名的写作也是一个视角。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每个人都具有相当的写作潜能,信息技术又使得每个人获得了文学的权利,表达意识的觉醒使大众有了交流与自我表现的欲望,即以写作而言,正是因为技术支持下的新兴媒体才催生出新的写作形态如博客、电子杂志、微博和微信等等。
在现实中,文学几乎以日常生活的样态存在着,只不过在现代发表体制看来,它们并不是文学罢了。毫无疑问,我对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的文学存在是抱有同情态度的,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问题,也不意味它们无需反思。
当我们为海量的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所欣喜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思想质量上的差强人意。我不是在所谓的文学质量上来衡量他们的写作,而首先是在价值层面上表达我的遗憾。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如今的情形是,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践。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敝履……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一场人文灾难。如果揆诸历史,民间常常守护着传统的价值,或者会提出新价值观,但在目前的中国民间,确缺少这样的力量与动因。这在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宣泄式、怨怼式甚至破坏式写作成为潮流。而事实上,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如前所述,我之所以强调民间写作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它们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路径,但恰恰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地方抑或是无名或隐名写作,都还不能说能够担此重任。(摘自汪政、晓华《文学以外的文学》)
(1)第三段中加点短语“思想质量上的差强人意”指的是什么?请简要概括。
(2)文章认为目前的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有哪些不足?对于地方性写作,文章所期盼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2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是一项寻求认同的事业——作者通过写作来寻求理解,寻觅知音,而读者则通过阅读来发现作者并与他们建立认同。作家通过区分不同的读者类型,针对特定的阅读对象,使用相应的语言和叙事策略,为他们提供读物,从而获得读者和市场的认同。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不仅考虑现实的读者,同时也在向未来和可能的读者寻求认同。
比如说,在文学出版、印刷、传播很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作家们的作品在当世的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对古代的作者而言,他们的写作大多没有任何商业报酬,也很少有现实的读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只有对未来的读者加以想象,才能获得写作的基本动力。所谓的“文章千古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作家的写作也向未来敞开,当时不为人知,在后世却成为一代经典的作品,即便是在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比比皆是。所以说,文学本身就具有某种“待访”的性质:作家有点像是在茫茫大海上建立岛屿的人,而读者则像是航海者和旅行者。作家之所以在孤寂中建立岛屿,当然是希望有一天能与他们的读者相遇。
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说,他们的目光也会投向过去。他们试图与那些早已不在人世的文学先辈们进行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与先驱者所确立的文学标准对话。当然,他们也是在跟自己内心的目标进行对话。每一个优秀的作家,心中都有一个隐秘而清晰的目标。读者和社会的认同、商业上的成功是一回事,而能否接近和达到这个目标,则是另一回事。就中国文学而言,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人确立了古典文学的标准,而鲁迅先生则代表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新高度。也可以说,我们实际上面对着两个伟大的传统。我们置身于这两个传统之中,受到它们的护佑,分享它们的文学资源,向它们表达敬意,同时也在与它们进行对话,并尝试着做出新的文学变革。因此,任何有价值的写作,都是对传统的某种回应,即便是对传统的质疑和挑战,也是一种重要的回应。
所以,严格地来说,文学写作中对读者的想象,即是一种向现实和未来读者寻求认同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再确认过程,我认为,只有具备了过去、现实和未来开放性视野的创作,才称得上是一种开放的写作。
——(摘编自格非《文学在读者中寻求认同》)
(1)画线句“文学是一项寻求认同的事业”中“认同”的含义是什么?请简要概括。
(2)如何理解文末所言的“开放的写作”?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3 影视产品挤压纸媒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前者传播快、受众广、声色并茂,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
没错,如果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实情、实景、实物、实事,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落入螳臂当车之势,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不过,再想一想就会发现,文学从不限于实录,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优秀的文学实中寓虚,虚实相济,虚实相生,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说少年被“爱神之箭”射中,你怎么画?画一只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令人同样可以质疑:说恋爱者在“放电”,你怎么画?画一堆变压器、线圈、插头?
画不出来,就是拍摄不出来,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其实,不仅比喻,文学中任何精彩的修辞,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表现于节奏、色彩、韵味、品相的相机把握,引导出缺略、跳跃、拼接、置换的变化多端,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总是令拍摄者为难,没法用镜头来精确地追踪。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思辨化。钱先生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动物,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认知,有归纳、演绎、辩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所谓“白马非马”,具体的白马黑马或可入图,抽象的“马”却不可入图;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但“动物”“生命”“物质”“有”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概念,精神远行的诸多妙门,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若没有文字,脑子里仅剩一堆乱糟糟的影像,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是滑入幼儿化、动物化、白痴化?
可见有了这两条,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汉语写作的坚守、发展、实验也并非多余。恰恰相反,文字与图像互为隐形推手。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韩少功《镜头够不着的地方》)
(1)文中画线处“镜头够不着的地方”指的是什么?请简要概括。
(2)如何理解文中认为的“文字与图像互为隐形推手”?请结合文本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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