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四卷
题号 #6090307

【基本案情】
2003年至2015年,国家工作人员甲先后收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给予的人民币100万元,并于2011年至2015年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王某的A公司提供帮助,谋取不正当利益。(事实一)
因国家现阶段对国有公司的财务制度、经费管理较为严格,B公司设立了小金库,用于公司超标准的开支(如餐费等)。乙担任国有B公司董事长期间,命令公司会计周某虚报了诸多打印费、会议费等共计100万元。其中50万元存入单位的小金库,用于单位超标的公务接待等支出,另外50万元存入乙个人的银行账户而据为己有。后来B公司公务接待费用超标,小金库中的钱也所剩无几了,乙将自己个人银行账户的这50万元又转入B公司的小金库,用于B公司超标的公务支出。(事实二)
商人巫某因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甲,送给甲一套住房,但并未办理过户手续。甲拿了该房屋钥匙后也一直未入住,但出钱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准备退休后入住。一年后,巫某因为资金周转困难,经甲同意,将该房用于抵押,申请银行借款。(事实三)
乙担任国有B公司总经理期间,B公司的商铺要出租给非国有公司C公司。乙让其老婆梁某注册成立了D公司,由D公司与B公司签订关于该商铺的租赁合同,D公司负责收取C公司的租金100万元。同时,国有B公司备案的租赁合同主体为B公司与D公司,租金为50万元。D公司在收到C公司100万元租金后,将其中的50万元转给了B公司,D公司截留了其中的50万元。(事实四)
包工头孙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欲送给甲10万元,甲明确表示反对。后孙某将该10万元送给了甲的情妇陈某,希望能借助陈某的力量影响甲。甲后来得知其情妇陈某收了这10万元,要求陈某将这10万元退回,陈某坚决反对,甲就不再过问。此外,甲所在单位的新进公务员杨某,为了加强与甲的感情联络,在中秋佳节之际,送给甲5万元。(事实五)
上海南外滩集团房产前期开发有限公司系国有公司,受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委托,负责某地房屋拆迁工作,后上海南外滩集团房产前期开发有限公司将职权委托给私营公司的周某、朱某,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周某、朱某在行使职权时,共同利用审批审核拆迁安置
费用等职务便利,收受他人的财物共计50万元,为他人违规审批。(事实六)
【思考问题】
1.事实一中,甲收受的100万元能否全部认定为受贿金额?请说明理由。
2.事实二中,乙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犯罪金额如何计算?请说明理由。
3.事实三中,甲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既遂?请说明理由。
4.事实四中,乙和其老婆梁某的行为构成何罪?请说明理由。
5.事实五中,甲、陈某、杨某、孙某行为应如何认定?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请说明理由。
6,事实六中,各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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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1.甲收受的100万元应全部认定为受贿金额。取财与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具有关联性,就应该认定为受贿金额。
2.第一笔50万元,乙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是用于公务支出,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笔50万元,构成贪污罪,即便事后用于公务支出,也不影响贪污罪的成立。
超标准使用公款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当然,也不构成贪污罪,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将该笔公款据为己有。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认定贪污罪的关键,而如何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取决于行为当时,而不取决于事后的态度。本案中,乙虚报了诸多打印费、会议费等发票共计100万元,在行为当时,就对其中的50万元有非法占有目的,并将该50万元存入了个人账户,就成立贪污罪。即便事后返还用于公务支出,也不影响贪污罪的成立。该案的原型是《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149号:毋保良受贿案。
3.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既遂。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该案来源于《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145号:朱渭平受贿案。该案的裁判要旨可供我们参考:表面上看,吴某某用该房产抵押贷款的行为似乎表明房产尚未实际交付给朱渭平,因为行贿人尚能行使该房产的抵押权,但上述行为是受贿事实完成后吴某某利用其代管公司公章等便利条件行使部分物权的行为,其本质上属于受贿完成后的事后行为,不能据此否定朱渭平的受贿故意、吴某某的行贿心态和客观上已经完成的变更产权所有人的行为。
4.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贪污罪。《刑法》第165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行为人成立D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经营,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行为人利用其现有的资源,通过同类经营,从市场经营行为获利,换言之,这种获利仍然需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是否能够营利,还存在不确定性。但贪污的本质在于,将国有单位的财产直接或者变相转移给自己,本案即是如此。侵占罪是指,将他人所有、自己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所有。侵占罪的特征是将合法持有变为非法占有。代为保管他人财物,对保管应该作广义的理解,代为保管的财物是指基于委托关系而占有的他人财物,委托关系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如租赁、担保、借用、委任、寄存等。只要是没有基于明显的违法行为而控制的他人的财物,此时的财物就可以视为代为保管的财物。本案行为人是将国有B公司本应收取的100万元租金,通过变相的方式,截留了50万元,成立贪污罪。
5.甲明知情妇陈某收受了10万元,虽然提出反对意见,但仍然未退回,二人成立受贿罪的共犯。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根据这一规定,可以认为甲有受贿的故意,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出这一规定,其理由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特定关系人(如情妇)收受他人财物而不退还,就视同其本人认可了这一事实,会用未来的权力帮助行贿者,行贿者行贿的目的也是看中了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权力。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不退还,给行贿人传递的信号是认可权钱交易,推定为是为他人谋取利益。
甲收受杨某提供的5万元,构成受贿罪,杨某不构成行贿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据此,可以认为,司法解释对受贿罪所要求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了极度扩大的解释,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但杨某在此案中并不构成行贿罪,行贿罪所要求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司法解释并未对其进行扩大解释,此案中,杨某送5万元给甲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宜解释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故不构成行贿罪。
孙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有影响力的人陈某以财物,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该案中,孙某并不是直接给国家工作人员甲以财物,也并没有让其情妇陈某转交财物给甲的想法,只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有影响力的人以财物,应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6.周某、朱某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因为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而非委派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二人也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因为其并不是接受国家机关委托,而是转委托。该案来源于《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1207号,该案的裁判要旨指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二者的范围都应当严格根据法律规定来界定,恪守罪刑法定的原则。《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的受委托情形,应当是根据法律规定的直接委托,而不包括转委托。本案中,受国有公司的委托管理相关事务的主体因为并非直接接受国家机关的委托而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不属于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的适格主体,故对被告人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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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案情】
公诉人指控称,2018年9月1日,被告人王某因为邻里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纠纷,后经村委会调解双方平息纠纷。但被告人王某一直怀恨在心。2018年12月3日,王某约上被告人周某,一同前往教训张某。周某骑摩托载王某前往张某从地里回家的路上埋伏。之后,王某携带火药枪跑到被害人张某家坡地小土路对面的灌木丛后守候张某。当张某骑一辆摩托车从外面回家途经小土路拐弯处时,王某朝张某背后开枪射击,后由周某驾车载其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张某系被枪击致左肺损伤大出血,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被告人王某辩称其没有作案时间、作案能力和作案动机,因为邻里纠纷引发的矛盾已经得到有效化解。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有罪供述是受刑讯逼供、引诱等非法手段所致,他没有杀害被害人张某。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王某所作的有罪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均辩称周某的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致,应当予以排除;指控周某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两辩护人均提供了证明两被告人的供述系刑讯逼供所致的具体线索。
本案中,枪支、火药、钢珠等作案工具没有找到,作案人穿的鞋和鞋印没有提取,被害人被害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证人证言不能直接证明系王某打死了被害人,证明王某到过现场、持枪打死被害人的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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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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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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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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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A区市民柳某利用电商“光棍节”促销机会,在“淘宝”一家店铺购得“奥迪王”品牌服饰。注册登记地在上海市宝山区的网店上海公司通过快递方式将衣服寄送至柳某位于南京市A区将军大道文华小区的家中。
柳某签收后,打开包裹一看,发现衣服做工低劣,像是假冒奥迪王的产品,遂要求退货。可是上海公司认为柳某已经对货物予以签收,拒不退货。于是,柳某以上海公司出售假冒及不合格商品为由将其诉至南京市A区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上海公司退赔货款并支付三倍货款赔偿金和交通费、误工费、通信费等各项费用。柳某同时要求,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淘宝公司在向南京市A区法院递交答辩状时,对此案提岀了管辖权异议。淘宝公司认为,原被告之间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原告在申请注册为淘宝用户时,与被告签订了《淘宝服务协议》,其中约定发生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所以要求将本案移送到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审理。
然而,柳某认为,本案中,买卖合同的实际交货地点位于南京市A区,该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诉讼应由南京市A区法院管辖。柳某的主张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南京市A区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淘宝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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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公司还指出,即使本案不适用协议管辖,因上诉人的住所地在杭州市余杭区,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原告就被告”,本案也应由被告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法院管辖,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杭州市余杭区法院管辖。
柳某指出《淘宝服务协议》打印本有19页之多,协议管辖条款夹杂在烦琐资讯中,处于末页,虽变为黑体但字体均较小,且未置于突出位置易被用户忽略。况且作为相对方无法与淘宝协商达成让自己满意的管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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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法院一审认定该衣服为假货,判决上海公司退货退款,柳某提起上诉,要求上海公司、淘宝公司三倍赔偿损失,而上海公司、淘宝公司均未上诉,此时奥迪王公司认为衣服是正品非假货,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是否可以上诉?二审的当事人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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