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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萦绕人们耳畔的教育主题词很多,从“普及”“跨越式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到“争创世界一流”“高校扩招”“大学城崛起”等,教育领域“发展压倒一切”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实中已经产生的教育公平问题。
200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就民众的教育满意度问题,在10个大城市、7个小城镇、8个县的农村地区进行过5000多个样本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教育公平”在诸多分类指标评价中分值最低,民众对教育公平方面的改革期望,较为集中的是改善中小学“择校热”、坚守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众多家长深感切肤之痛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事实上存在,对培养“人才”的片面追求产生了误导:教育对“才”的关注日益取代对“人”的关注,造成教育最根本的树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教育过程中,对少数优异学生的关注取代了对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关注,致使义务教育具有了本不该有的很强的竞争性、淘汰性、选拔性,其后果是筛选出一小批“尖子”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因此有学者指出,“人”在教育指导思想中的缺席,从根本上动摇了教育公平。
2.“新购房户的子女中考可加10分”“在某私立中学读初中,中考最多可加10分”一一这些出自福建省永安市有关部门的“土政策”,在当地论坛上引起网民的强烈质疑。经媒体曝光后,2009年6月6日,这些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已被部分取消。
永安市教育局关于《永安市2009年高中阶段招生工作意见》的“附加照顾政策”中明确规定,“应届初中毕业生中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1日在永安城区购置商品房,购房总金额达到25万,已付清总房款或办妥按揭贷款手续的购房户子女(持房管局备案的购房合同及永安市购买商品房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手册、发票、贷款合同),购房户户主子女享受l0分照顾,免收学费、择校费减半”。
2009年5月27日,永安市中招政策正式公布后,当地群众议论纷纷。在“永安论坛”上,诸如“搞笑政策,买房加分”“买房加分,对中考生公平吗”之类的帖子,引来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抱怨:“咱怎么就没个有钱的老爸呢?买个25万以上的房子就有l0分了。”有人指责当地政府“扼杀了教育平等权,让穷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人质疑,“这中间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利益链”。
永安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范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出台这一政策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现在看来“有失公允”,好在还没有正式实施。他透露说,6月6日上午,永安市招生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取消上述加分政策。
3.近年来,高考加分丑闻频频被曝光,大多集中在体育加分、民族成分加分等方面。
湖南省是因体育加分而被揭露问题较多的省份。2006年,中国青年报揭露了湖南上千体育特长生是“水货”,存在地市体育局乱发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情况。此后,湖南省对体育加分政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中国青年报经调查仍发现,2010年经统一测试后获得加分的803名体育竞赛优胜者中,有267人属于武术加分,进一一步调查则发现,湖南高考武术加分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交几万元钱参加时间不等的训练后,获得加分十拿九稳。
2009年6月,中国青年报还披露了辽宁省鞍山市第一中学二级运动员存在的问题,该校1200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二级运动员有l53名,其中很多考号相连。当时据记者调查,这其中,有的篮球类二级运动员甚至存在没怎么摸过篮球的情况。
4.学校招生一般是按照学区划分来进行,但近日在铜Jil市第一中学新校区,招生却要看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此举引起许多群众的不解和质疑。
2009年5月21日,铜Jil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开始报名,市民李先生一大早就来到该校为孩子报名。学校大门内侧摆放着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名工作人员。李先生兴冲冲地拿出户口本,交给两名工作人员。两人看了看户口本后,请李先生出示工作证。“给孩子报名上学,看大人工作证干啥?”他问。两人告诉他:“此次招生只招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为什么?”李先生一下子蒙了。“学校有规定!”一工作人员说。很快,这名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这上面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孩子才可报名!”
记者在“报名处”也见到了那页纸。上面罗列了一堆密密麻麻的单位名称:“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委、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为什么不招别的学生?”记者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今年只开4个班,资源有限!”
孩子被拒绝入学之后,李先生有些生气:“公立学校应该是公共资源,怎么能专为公务人员享用?”
此后,还有多名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都被拒之门外。于是一些家长愤然离开,另一些家长将此事反映到铜川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5月21日上午,基础教育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只要是学区内的学生就可免试进校读书,学校不得考试,也不得设置门槛。“新区有好几所初中,只要家在新区的学生在任何一所学校就读都符合规定。之所以有这么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市一中,是因为该校教学质量较高,家长遂产生了择校心理。”接到群众反映情况后,该科已与市一中校长王斌取得联系,得知确实是“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我们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秩序。此问题出现后,我们将重新划定学区,并设法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 5.近年来,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事实上,很多农村娃在上高中前就已经退出竞争了。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温总理最近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有专业人士认为,温总理的讲话无疑触及了我国教育界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城乡教育的不均衡。
此前关于重庆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消息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和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2009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
“现在就业形势竞争太激烈了,不少农村学生自认为考不进名牌大学,读高职或高专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干脆就直接去打工挣钱。”重庆市永川区永荣中学杨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孩子想考好大学越来越难”。
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郑新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高考前,城市和农村考生已经出现了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
农村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有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约有1000万名中小学教师,其中80%在农村地区任教。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想留在北京好一点的高中当老师,都要求重点师范院校研究生以上学历。”北京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彭宇凡告诉记者。北京市不少中学教师早已要求是硕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小学教师也都是本科生。
而在中西部农村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80年代初的中专师范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有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还存在“不对口”的现象。据河南农村学校的一份调查显示,河南省多数农村小学根本没有专职计算机和英语教师,大多是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程。
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张琼大声疾呼:“重视农村教师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地3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般只有800多元工资,没有其他津补贴。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让很多教师选择“大逃亡”,县里教师每年以约l0%的比例外流,“却没有人愿意流进来”。
“正因为目前城乡的教师队伍差距太大了,所以农村不少收入好一点有点门路的家长,也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市去读书,使城市学校人满为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杨老师眼里,“教育下乡”决不仅仅是向农村宣传一些科教文卫的东西,而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也能得到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6.罗某,一名普通的农家女,2004年参加高考,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于是复读考上了大学。五年后,罗某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篡改。这时,她才发现第一年高考时,被人顶替上了大学,顶替者正是同班同学,当地原公安局政委的女儿王某。目前,顶替者王某的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已被注销,她父亲王某也被公安机关刑拘。 《新京报》的评论指出,此事按程序分析,需“摆平”公安部门、教育考试部门、高校等多个部门。而这种“摆平”,恰恰是公众对升学招生所存在的问题中,最为忧虑之处。评论认为,要真正做到“阳光高考”,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在招生监督中,不妨引进异地监督和上级监督,打破地方力量的官官相护。同时,通过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方式,公布每所学校的招生进展和录取详情,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公示每个考生的信息,由此最大限度地压缩造假、作弊、潜规则的空间。
7.高考在即,一则关于重点大学减招本地生源的消息备受关注。据《人民日报))2009年5月14日报道,目前各地高校陆续公布的2009年高考招生计划中,许多重点大学压缩了在所在省市的招生计划,扩大了在外地的招生名额。比如复旦大学的本地生源招生计划降至34%左右,武汉大学则达到了教育部此前提出的“本地生源逐步控制在30%以内”的要求。
继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后,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现象一度愈演愈烈,多数重点高校所在地生源招生比例达到5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70%。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的变化的确是不小的进步,但重点大学从“地方名牌”向“全国重点”的回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30%的黄线达标不是重点大学“去本地化”的终点,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影响高校招生的内外部因素,从体制、从理念,而不仅仅是数字上下功夫。
大学之大,首在胸怀。无论是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道出了大学的可贵之处。有胸怀,方能汇大师、聚英才,大学才有了赖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不少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高校却乐于“聚本地生源而育之”。原因何在?
“省部共建”以来大学和地方政府之间纠结的利益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部属高校要扩大规模、提高软硬件水平、解决教职工福利等,须仰仗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所在地倾斜。重点大学的教育资源成了高校和地方政府利益交换的筹码。 殊不知,重点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高校,举全国之力而建,享用的是全国的财政资源,政策待遇、办学条件和学科力量无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本着公共财政惠及全民的原则,重点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不应沦为所在地的“自留地”。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重点大学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高校扎堆,欠发达地区则寥寥无几,重点大学“本地化”无疑将牺牲欠发达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带来更多的教育不公平。“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重点大学都应深味此言。高校云集,必然带来人才汇聚,资金涌入,进而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同样,支持属地高校发展,是地方政府的应尽职责。“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是一句口号。以开放的胸襟,海纳四方英才,确保生源的多元化,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汲汲于眼前利益,自锢于一地,发展就无从谈起。重塑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仅靠两者的自觉还不够,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构思,拿出合理可行的刚性制度,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制度设计的考虑并主动吸纳公众意见。比如30%的比例据何得出,还应将哪些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招生比例由谁制定、由谁审核,等等。
“全国重点高校”的名至实归,任重而道远。这一进程有赖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关注。
8.在2008年教育界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回顾中,一批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初十分活跃的教育家概括出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大于改革”,二是“单纯财政视角的发展”。其中,学校为弥补经费不足搞起五花八门的经营创收、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拖欠农村教师工资之类的新闻,有着只属于那些岁月的鲜明印记。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从那时开始农村在“跨越式发展”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大招生八年,在校生规模差不多增加了五倍。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徘徊,还能让教育如此大发展,令很多外国人惊奇又羡慕。只是这种靠民众垫钱和银行贷款实现的教育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为代价的。
说起教育不公平的由来,杨东平一再提到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等级化学校制度。那是中国工业化初期,国家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把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这个与义务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自然把小学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复存在,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强制性教育。然而至今,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杨东平认为,这成为一个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标志。对国家而言是理念上的一次变革。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奉行国家目标至上,视个人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为此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乃至牺牲。如今,教育的两种功能得以彰显:既通过培养的人才兴国,又使人全面发展、关照民生。对学校而言,则意味着构建一种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体现“以每一个学生为本”,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同时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即所谓“因材施教”。
据杨东平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产业化”思路下,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强势的经济话语、商业逻辑挤压,均暴露出教育公平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将高等教育置于教育的重心,将城市置于资源配置的重心,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些诱发教育不公平的价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极大的惯性。 ——原本出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效率优先”概念,未经论证就成为教育发展不容置疑的“硬道理”,从而在理论上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以及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的概念,在现实中则混淆了政府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民众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架空了弱势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加大了教育不公平。
9.“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就是解决了教育的最大问题。”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谈到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最大期待时这样说。
然而进入策划层面,就会发现阻碍重重。因为实现教育公平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微观上仅一个“取消重点学校制度”的舆情民意,就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方的特殊利益,事关很多人的饭碗,因此要改变是相当的难。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教育体制改革以来推出的重要举措,无不被民间统统称为“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控资源的部门主导的改革。由于资源垄断和缺乏监督,其价值取向往往不是开放教育市场,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往往是被这些“改革”损害的。
比如,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并非没有治本的路径可循。第一步是均衡学校的硬件资源,第二步是通过教师流动制度,促进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发展,这既是韩国、日本的有效经验,也是中国沈阳、铜陵等城市的成功实践。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名校当然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一些人享受“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要完善已经形成的制度,需要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创新,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
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应是明确政府行为的边界,它的体制保障在于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确立政府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
一直关注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提出,就学校管理来说,要建立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大学生自治委员会,这些改革可以保障教育决策的民主,更可以及时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不受侵害。就公平就业来说,推行就业信息完全公开、增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提高公职人员子女教育及就业状况的透明度,这些改革有助于营造公平的环境,促进每个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完全靠竞争力说话。
10.“教育部的加分规定只有14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却有近两百种”,这是媒体报道高考加分乱象时,经常被引用到的数据。
从那些加分大省(区、市)来看,可以看到加分项目在设置上各自为政,在加分分值上有多有少,在名称上五花八门,在范围上又千差万别。
教育部规定,有关省(区、市)确需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须经本省级普通高校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并报教育部核准备案后方能向社会公布。于是,在教育部的加分项目基础上,一些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又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加分项目。
这些加分项目数量众多、内容复杂。例如在《四川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规定》中,“录取照顾政策”长达2100余字,共l6项加分大类。广东省的体育类加分项目尤其繁多,一些项目如轮滑球、花样轮滑、毽球等为许多人所不熟识。
有很多加分项目属于地方政策。如河北省规定,“省授予‘教育世家’称号的教师直系子女报考师范院校的增加20分”。黑龙江省规定,“在我省工作的省级(含)以上优秀专家的子女,在所报省内院校调档线下降低20分投档,由院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甘肃省规定,“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经市(州)党委、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由新闻媒体报道,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者,录取时文化课加10分”。重庆市规定,“报考市属院校的农村独生女在各批次控制分数线下5分内视为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湖北、河北也有类似规定。此外,河北省规定独生子也可以获得高考加分。辽宁省规定,“实行朝鲜语、蒙古语和汉语双语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考生,录取时总分增加l0分。”辽宁省仅这一项的加分人数就达5402人。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仍有一人获得“非典医务人员子女”加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一人因获“自治区优秀青年”而加分。从加分项目来看,其名称又千差万别。比如湖南省2010年体育类加分名为“体育竞赛优胜者”,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该项目也是此类名字,北京市用的是简称“市体优”,但是在广东、重庆等地,体育类获加分的名单上却被称为“体育尖子生”。
各地高考加分分值也千差万别。教育部规定,“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
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20分”。但各省加分分值波动很大。如重庆2010年将加分的最高分值调整为l0分,而四川省规定,指定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本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含提前批执行本科第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本科院校)加25分,其他院校加50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山区”回族考生享受加分照顾政策的最高分值为30分,其他考生享受照顾政策的最高分值为20分。
针对同一项目的加分分值也相差悬殊。在河北省,“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者”加分为10分,同一项目在云南省加分为20分。
湖南省体育竞赛优胜者经统一测试合格后,省级的可获加20分,市级的可获加l0分。但辽宁省体育竞赛优胜者一律加10分,内蒙古自治区体育竞赛优胜者一律加20分。
部分加分项目有的地方取消,有的地方没取消。2010年云南取消了奥赛等所有学科竞赛活动成绩的加分政策,但在全国大多数的省(区、市)都没取消该项加分。一些地区比如青海、陕西等地已经取消了二级运动员加分,但在北京、山西等地仍有该项目,且这些项目可以加分20分。 在各表彰类项目中,福建、贵州、重庆等地“优秀学生”加分,但规定“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两项不加分。在北京、上海、四川、河北、宁夏等地“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同样能获得加分,北京获加分的三好学生有2134人。上海市三好学生加分考生数占总加分人数的60%以上,而安徽等地这三项都没有加分。
北京市取消了“三模三电”的加分,但是浙江、河南、四川、辽宁等省依然设置此项加分,且获得加分的人数不少。
近几年,人们纷纷质疑“见义勇为加分”制度是否有鼓励未成年孩子见义勇为之嫌,是否有子承父荫之嫌,是否有将见义勇为功利化之嫌,是否有损高考公平之嫌。但大多数省份都有此加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一项的加分人数在大多数省份都只有一两人,但在福建有15人,在吉林更有35人之多。
作答要求
(一)“教育不公平”现象是当前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请参考“给定资 料”,概括教育不公平的表现。(20分)
要求:概括全面,语言精练,250字以内。
(二)“给定资料3、10”提到了高考加分的问题,请针对这一问题谈谈你的 看法。(20分)
要求:观点明确,言简意明,不超过250字。
(三)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针对“如何促 进教育公平”这一问题,你认为当前应从哪些方面人手?(20分)
要求:有针对性、可行性,字数控制在400字以内。
(四)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请 你根据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与感悟,并联系实际,以“促进教育公 平发展”为题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字数掌握在1200字以内。

参考答案暂无
解析:(一)答案提示
一是城乡、东西部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差距过大。近年来,相伴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国民占有的公共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公平愈发呈现失衡状态。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公共资源,包括办学基本条件、师资力量等,远远比不上城市。东西部教育差距较大,大学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二是“重点中学,,引发严重的择校热和生源恶性竞争。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多年来以扶强抑弱形成重点中学,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三是在高中、大学招生录取过程中,不同区域之间录取分数差异较大。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通过虚假加分等各种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
(二)答案提示
高考加分,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体现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理念。然而最近几年,高考虚假加分丑闻层出不穷,考生获取虚假加分的手段五花八门:可以通过成为体育特长生而获得加分;可以通过变成少数民族加分,等等;各省市在加分项目、分值、名称、范围的规定上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虚假高考加分,不但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而且让这项政策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很多考生和家长为此愤愤不平。
我认为,应该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制度改良和校正,以剥离其中的腐败成分,还其本来的面目,其核心就在于信息的公开透明,社会监督的无处不在。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平,保障所有考生平等竞争的权利,同时也是对行政权力公信力的一种救赎。
(三)答案提示
第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第二,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城市教育经费附加应优先用于薄弱学校改造,切实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第三,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加强监督,完善相关政策。完善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国家助学金、奖学金制度,积极推行学生贷款制度,建立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制度,实施勤工助学制度,开展特殊困难补助,实行学费减、免制度,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宏观调节力度,逐步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加强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促进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加强对高考、中考加分的督察,完善相关政策。
(四)参考范文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推进和高校的“扩招”,使近年中国教育处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但是,在大发展中日益凸显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媒体对中小学择校、教育乱收费、“教育产业化”等问题的批评不绝于耳。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上,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是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与教育过程、学业成就方面的不公平相比,现阶段最重要、最突出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在农村,教育不公平仍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初中教育;在城市,教育不公平主要集中在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
形成教育不公的原因,除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之外,传统的以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以及无视地区、城乡差距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导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一些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不公规则加剧了业已存在的教育不公。农村教育中,影响教育普及、导致流失辍学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费用过高、教学难度过大。这主要是无视发展差距的“城市中心”导向所造成的。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阶层之间的教育差别开始显现,这突出地表现为对教育收费不同的支付能力和贫困学生的问题。由于家庭的财富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城市社会中不同阶层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和追求教育过程、教育质量的平等。对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实现教育公平:
首先,扩大教育机会,缩小教育质量的差距,是实现教育公平最基本的途径。通过制度创新、政策调整开放教育,吸引和促进社会资源向教育流动,满足教育快速增长对教育经费的强劲需求。
其次,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应当确立新的资源配置的理念:在发展中缩小差距,增加公平。在照顾各地历史形成的实际差距时,应当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最后,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优惠政策和相应机制,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同时,应当重视和切实解决流动人口、贫困阶层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公平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应当将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建立教育发展“地方化”的思路和管理模式,改变无视地区、城乡间巨大差别的大一统模式,从而矫正全国一刀切、整齐划一的教育体制的弊端。矫正高度国家化、城市化的教育发展取向,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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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给定资料
1.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我党对马克思提出的必须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力劳动差别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是党中央在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与教训,科学预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统筹城乡发展,就现阶段而言,就是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在江苏“十二五”规划中,将“城市化战略”拓展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这意味着,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就目前情况看,尽管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在全国属于低的,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除了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之外,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支持与拉动机制还有待完善是重要原因。因此,进一步推进江苏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更为具体和有力的举措。2.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关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97.8元,增长l0.8%,扣除价格因素,全年实际增长7.5%;2010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890.3元,同比增长l4.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l0.3%。尽管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只有城镇居民的l/3。
我国农业增加值约占全国GDP的10%,按照目前的户籍统计,农村居民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计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不可能高。随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大量农民在一年里的实际工作日很少,所以农业劳动的总收入很低,那些坚守在农村真正以务农为主的农民,收入更处于低水平。仅仅依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业补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农民要增收还有赖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经营,以及通过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少农业人口,从而增加人均的农业劳动收入。
近年来,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外出务工等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支撑点。广东省最新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2.2%。所以,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只能在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经营化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达到增加总收入的目标。
3.都说上海好,但它究竟好在哪里?项春梅觉得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待习惯了?”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木板房里,她一边握着热水袋,一边这样问自己。
父母来上海打工已经快30年了,项春梅是在上海出生的,到4岁时,她被带回给连云港家里的亲人照顾,直到14岁小学毕业后,她又来到了上海。一晃6年过去了,现在她已经在一家民营制造公司里工作了一年,之前是在生产线上,后来转做电话销售,每月能拿到3000元工资。
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想再参加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以后去大公司。可是,大公司招聘员工的头一道门槛就是学历,而她还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读完初中后,因为不符合报考上海高中的条件,项春梅只能就读成人高中。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大多是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弟,同学们愿意好好读书的不多,而老师又不严加督促。“学的课程没什么用。考试之前老师都会把题型先告诉你,最后只是做点小改动。很没意思。”于是,专心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又“玩”了一个学期后,她从成人高中辍学了。
虽然不想再回到学校,但她一直在想如何过更有意义的生活。她觉得在上海,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浑浑噩噩,想出去闯一闯。她想回家,在镇上开个桑拿店或者茶室,因为她对这行感兴趣;可是她没有资金,并且从来没做过也不懂怎么去做。
姐姐已经工作并出嫁;妹妹正在学习西点厨艺,很快也能挣钱;项春梅养活自己也没问题。尽管家人还住在简陋的外来人密集居住的城中村,但他们也觉得“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她相信父母到年老了是会回家的,毕竟“落叶归根”。如果自己不离开上海,可能会像父母一样,一直在这里,然后又把自己的儿女带到这里,等到年老了再回家……一代一代循环反复。如果离开,是不是能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呢?
不过,她跟着亲人在上海待了这么久,朋友圈子也都在这里,交的男朋友也是在这里认识的外地农村来上海务工者的子弟。自己能离开他们吗?想到这些,她又开始犹豫了。
4.“像没有根的浮萍,感觉自己和那里的人格格不入。”今年24岁的曹彦杰回忆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生涯时是这样形容的。起初,她在东营一家外贸公司从事文秘工作,没有保险、没有房子、无法照顾家人……考虑到照顾老人、婚姻等多种因素,曹彦杰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禹城,并经营起一家窗帘店。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最渴望的是长久而稳定地留在城市。德州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刘应平分析,80,90后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甚至是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阻碍着他们向城市迈进的步伐。
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姜勇认为,“民工荒”实质上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是不足以解决当下用工短缺难题的,关键是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新生代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作制度安排,确立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刘应平认为,总体看来,目前农民工的就业限制、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向“市民待遇”靠拢。但是,“市民待遇”不是单项指标,而应是一个综合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精神文化权益的保障。
5.芦山县是一个传统的山区农业小县,总人口ll.8万,其中农业人口9.3万。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5万,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l.7万,占打工人员的682。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截至2009年年底,返乡农民工约4800人,占外出打工农民的l9%。2010年春节后,返乡农民工中约有ll00人又进城找到了工作,占返乡农民工的22.92;约有2100人已在本县企业就业或就地创业,占返乡农民工的43.80;还有约l600人尚未找到工作,在家务农等待时机外出打工,占返乡农民工的33.3%。
芦山县的青江村、草坪村、大同村、新庄村四个村总人口10973人,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600人,占总劳动力的55%,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l960人,占外出打工人数的75%。截至2009年年底,约232的农民工620人返乡,其中,约有420人于2010年春节后去外地和本县企业打工,l20人返乡创业,约122的返乡农民工80人尚未找到工作。据了解,农村青壮年多数不愿在农村务农,想去城市就业。他们认为,现在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工资大大“缩水”,但仍可月挣七八百元,比农村务农强得多。更何况,土地有父母或者亲属照管,现在要趁年轻出外闯荡,拼命挣点钱拿回家修房子、讨婆子(结婚)、供娃子(读书),干不动了才回乡种地.养老。
据统计,四个村农民打工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农民有了钱就修新房、添新家具、买家用电器,把家里装饰一新。外出打工是农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6.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农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制约因素。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落差很大。如目前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西部高l.73倍,比中部高l.48倍。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成为农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村上学难、看病贵、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商贸物流配套不齐备,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农民对未来的收入与风险预期具有不确定性,使农村消费发展缓慢。
7.程老师所在的乡镇和四川省巴中市只隔了一座山,真可谓山大沟深,交通异常不便,经济也很落后。如今村里有个风俗,就是哪个小伙把媳妇娶回山里的家,反而是一种没本事的表现。因为有能力的小伙子都被山外的姑娘看上,做了上门女婿。外出务工者赚了钱都想办法在城里买房子安新家;村里修路,这些外出务工的都不愿意掏钱,说他们不愿意再回来,庄稼地和家里的老房子早都托付给还留在村里的父母或者亲戚。“这些年轻人几乎从村里都跑光了,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在山外的城市里上学生活。”程老师说,村上小学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想办下去也困难。以前小学有六个年级,现在只有一至三年级,还是四个村的小学合并在一起的,总共也就二十多个学生。老师就程老师一人,进行复式教学。
程老师说,以前还听说教育局要给学校增加投资,但看到学生不停流失,这个想法连程老师和村民也放弃了。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开创未来。对于农民的孩子来说,考试升学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但在现实中的农村,师资短缺、教师素质偏低的现状依然存在,教学质量的徘徊不前,让许多农民不得不作出了让自己孩子进城读书的抉择。有的父母为了实现自己孩子进城“留学”的梦想,在城市内艰难谋生。
8.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要点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三保障、两放弃”。
“三保障是前提,农民进城必须保障他享受到就业、廉租房,保障他的家属进城,保障他享受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两放弃是条件,农民放弃他的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在实际操作中,这形成了成都市“土地换社保”的户改模式。
应该说,这一户改模式出台时还是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民警纪丽告诉记者:“‘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城乡差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土地换社保”虽然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但毕竟一方面能够推动农民积极进城,另一方面在保护农村耕地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土地集中和合理流转,帮助农民真正拥有自已的财产性收入。
不过,这一模式也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温铁军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土地换社保”操作不好,很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以“城市化”命名、对农民进行进一步剥夺的方式;同时社保以土地为条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另一种差别待遇。
9.土地,是传统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观念的转变,大批青壮年农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土地抛荒和半抛荒的现象严重。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背景之下,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便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
现在土地是农民生老病死的依靠,土地仍然起着社会保障的首要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影响土地本身财产价值的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物质手段,是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依据和基础,土地的生产职能只能受制于它。一般情况下,这两种职能的要求是重合的,但当两者产生矛盾时,土地的保障职能便处于压倒地位。如果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农民离开土地后使其成为支持农民生存的一个手段,也能够有效防止农民离开土地后因为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社会保障而言,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展缓慢,除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以外,绝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在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松散,农民完全依赖土地而生存的现象才会真正弱化。
10.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曾经是中国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挑战。也因此,为了实现所谓的统一,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以土地换保障”和“以土地换户籍”等方式,也就是农民要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成都最初的户改也未能脱离这样的怪圈。2007年成都成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在一些区县开始实行被称为“土地换社保”的双放弃模式,核心要点就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
但是,成都方面很快发现,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农民进城。
2008年,借灾后重建的机会,成都市展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明晰了农民的财产权,农村产权交易制度又让农民的财产有了流动转让的权利。市统筹副主任秦代红说:“这样,农民的财产有了保障。”
但成都的户改还不是最彻底的改革,与中国很多地方的户改一样,成都户改也仅覆盖本市户籍人口,尚未涉及外来人El的落户以及福利均等化。而打破地域限制,才是中国户籍改革中真正最大的难题。
当然,在成都户改中也能看到变化的端倪。在成都户改中提及:“凡按照相关政策迁入落户的市外人员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据介绍,外地户籍来成都工作的进城务工劳动者,也和成都市城乡居民一样,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待遇一致。
11.下面节选的是媒体有关文章的部分事例(次序有所打乱):
长沙、益阳、郴州、永州、怀化5个市33个区县1460户接受调查的农村住户,共失地3056.2亩,户均失地2.1亩,其中有接近三成的农民已失地8年以上。
失地后,78.7%的家庭获得了政府的货币补偿,13.3%的家庭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6.5%的家庭获得以地换地的补偿,仅有1.5%的家庭没有获得补偿。
征地后平均每户获得补偿76271.4元,“远低于土地使用权转移后的土地增值部分,被调查农民普遍反映补偿标准低于目前的市场价位,低于一个城镇居民正常的城市生活开支和保障”。
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户均76271.4元的补偿费仅可以维持农民家庭一般日常生活开支3~4年,不能对失地农民形成长久的保障机制,没有固定工作的失地农民普遍出现了坐吃山空的困境。
大部分的生活农民在失去土地前主要是靠种植和养殖的收入,总体不高,但相对较稳定。他们中很多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缺少其他技能,一旦失去土地或土地减少,就会直接导致收入骤减,生活陷入困难。
被征地农民获得补偿过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失地农民的民主权益缺失”:在征地程序上,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分配和劳动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有关部门说了算,农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征地的谈判协商。农户认为政府的征地制度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有24.8%的农户与当地开发商或者地方政府发生过利益上的冲突,还有部分农民对补偿不满而“引发上访现象”。
1460户失地农民中,收入减少较多的有540户,占37%;501户收入增加,占34.3%;另外还有419户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三成农民在失地后完全无业,赋闲在家。由于失地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不高,就业缺乏竞争力。农民反映,失地后政府并没有进行过相关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且再就业的失地农民中,只有10.1%是通过政府(社区)安排介绍获得工作。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4”中提到了“对城市的‘归属感’”,请根据“给定资料”,分析农民工对城市缺乏“归属感”的原因。(2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l50字。
(二)仔细阅读“给定资料8~10”,试分析为何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以土地换社保”和“以土地换户籍”阻碍了农民进城。(20分)
要求:分析准确、全面,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350字。
(三)请以“给定资料11”所列举的事例为基本素材,撰写一篇《湖南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现状调查报告》。(20分)
要求:
(1)内容部分着重写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2)叙述全面,表述准确,有逻辑性;
(3)不超过400字。
(四)请参考“给定资料”,以“统筹城乡普惠民生”为题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

简答题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23日傍晚时分,十年来最大一场雨“空袭”京城。
雨一直下,越下越大,陶然亭地铁站变成了“水帘洞”,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桥下变成了“游泳池”,南二环主路右安门路段断路,在大望路、安华桥这些地方,那些底盘高的SUV(运动型越野车)或许还能涉水缓慢前进,而不少小型汽车几乎变成了“潜水艇”。北京的交通开始逐渐瘫痪,从立交桥桥底到二环路,从立交桥桥面和地铁线再到机场航班,这场暴雨让北京俨然变成了水城,“城市内涝”也再次旧话重提。
每次一出现城市内涝的消息,各大门户网站基本都会将其顶至首页。而在某个城市“看海”,也成为网民们这个夏天最热衷讨论的话题。
类似“到武汉大学去看海”和“到北京地铁观瀑布”的各种调侃层出不穷,在这些调侃背后,却是这些昔日外表光鲜的城市,缘何在暴雨突袭下显得如此狼狈不堪?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昼如暗夜,75岁的刘维新已在北京生活近60年,他从未见过北京有这么大、这么急的雨。这场大暴雨,不仅让北京多个路段因严重积水陷入瘫痪、部分地铁线路被迫关闭,还有两名青年也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瞬间丧命。
“这样的天气实在罕见,也难怪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刘维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尽管在城市经济的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但他仍然无法理解,为何一向干旱缺水的北京会突然遭遇如此强烈的大暴雨。
2.2011年1~5月,长江中下游多省市遭遇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但从6月起,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突现强降水,接连数轮降水过程的降水量创下近60年历史同期的最高值,使得不少旱区转眼间成为涝区。连日来,中国多个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武汉、杭州、南昌、北京、长沙、成都等地先后发生严重内涝,纷纷化身“东方威尼斯”,多个城市的防汛部门也因此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2011年6月以来,整个杭州城似乎都和水“杠”上了。水污染的阴霾未散,连绵不绝的大雨再次让杭州陷入一阵忙乱。雨声、叫声、喇叭声,被积水围困的人们满腹抱怨。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轻易地被这场大雨打乱了节奏。截至6月15日下午3点,杭州市区共发现积水面积l00平方米以上、积水深度20厘米以上的积水点45处。这些积水点主要分布在江干区和拱墅区。而其中一些路段,诸如天城路文晖大桥东、德胜路上塘路口,每逢大雨几乎都会积水。
2011年6月18 日,武汉市一辆公交车因水浸熄火,消防官兵救援被困在车顶上的乘客。当日,从凌晨开始的大暴雨袭击武汉,武汉中心城区道路积水严重,俨然一座水城,全城路面交通几近瘫痪。
2011年7月3日下午,成都暴雨倾城,引发严重内涝,交通大瘫痪。晚上l0点,在成都街头见到,不少地方仍大量积水,暴雨造成的大范围交通拥堵现象还没有缓解。在成都南二环路附近,汽车排成几公里的长龙。这场暴雨,让成都成为泽国,城区内上百处低洼之处,积水至人膝部和半米之深,到处可见有汽车泡在水里无法走动。
……
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很多大城市的通病。
3.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在接受专访时称,城市普遍内涝,关键在于城市原有的排水设计没跟上城市发展的速度。面对这种突发性暴雨,任何城市都可能受涝。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较差,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历史原因。
事实上,不论是北京还是国内的其他城市,除极少数城市的排水管网建于解放以前,大多数城市的排水系统均为l949年以后修建的。
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政府都面临技术低下、资金短缺等困难,加之当时城市规模仍相对较小、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现实因素,政府相关部门对包括下水道在内的许多基础市政工程,原本的设计标准和建设标准都比较低。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谢映霞表示,以北京为例,老北京城l949年的排水设计标准往往只能应付一年一遇的强降水标准,在某些地段甚至只有0.3年一遇。“也就是说,一年淹两三次也是正常的。”
尽管此后北京市也曾多次对排水管网进行改造,但随着城市扩张,北京的排水设施仍然比较落后。
“这里面涉及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周玉文对此表示无奈。“最直观的就是城市化进程太快,但老城区还用老管网,原有的设施已无法承担起现在的责任。”
“作为首都,有着众多外来人口的北京也许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特例。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轨迹都极其类似: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周玉文表示,城市化过程,不仅对原来地表径流的条件施以改变,也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城市聚集。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城市集中的人口和财富越多,抗灾能力反而越弱。
周玉文表示,“以前下雨可能把自行车一扛就过去了,但现在汽车泡水就会损失很大。遗憾的是,许多城市当时在设计排水系统时,根本没考虑若干年后的今天马路上会有这么多汽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城市内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城市的‘富贵病”’。
4.然而,在众多城市规划设计师的眼中,城市内涝则更加凸显了中国城市排水系统规划不足的问题。
2010年7月4日,一场暴雨让成都也陷入瘫痪状态。成都水利专家陈渭忠表示,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地面硬化,柏油路、水泥路无法渗水,这是内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
而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懿更公开表示:“强降雨带来的严重内涝,不仅显示城市排水应急系统的脆弱,还揭示了城市建设规划中‘重地上、轻地下’的弊病。”
对于这一点,城市规划师、《城市中国》杂志总监杨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国内很多城市建设都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的现象,重面子工程,忽略地下设施。杨倔认为,地上设施越多,地下设施的建设成本越高,所以投入越晚,财政越紧张,如此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对于城市排涝规划建设问题,浙江省建设厅规划处处长姚昭晖认为: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滞后是掣肘城市排涝功能的主因。“与近年来快马加鞭式的城市地面建设相比,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却跟不上步伐。面对倾盆大雨,城市排水系统‘小马拉大车’,显得力不从心。”
而江西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李日龙则认为:城市排涝规划建设存在限量,应当允许特大暴雨有一定的排水时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城市扩张、人口规模扩大,排水系统的管网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很多城市历史欠账严重。
5.住建部2010年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一次城市调研,了解各地是否存在内涝的现象。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曾发生过内涝事件。
在一些发达国家,防止城市内涝的问题早已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也有一部《防洪法》,但在防城市内涝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是一片空白。同时,由于相关部门对于城市排水管网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也已逐渐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以前不少大学都曾在本科设有给排水专业,但由于近年环保事业蒸蒸El上,许多原来读给排水专业的人都转行去做污水处理,还有大批人才流失国外。许多高校甚至还取消了给排水的本科专业设置,以致目前全国真正能培养排水管网专业人才的学校已寥寥无几。直至出了问题,才发现能解决问题的人太少了。排水管网专业领域曾被人形象地喻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似乎真的像城市脚下的下水道,很有些寂寞清冷的味道。
6.2010年3月至今,包括重庆在内,广东、湖南和江西等地已连续遭受暴雨袭击,许多地方甚至成为“泡”城。记者连线中国科学院院士、气候专家秦大河,请他分析其背后成因。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调查发现——2010年5月,全国各地的气温明显低于历史同期水平。广东、重庆等地连续发生极端气候事件。
“应该说,这种气候状况与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对此,秦大河在电话中给出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介绍,有关统计已表明,包括广东、重庆等地在内,南方地区3月以来出现的异常天气都与其有关。秦大河分析,2009年6月至今,赤道太平洋地区维持厄尔尼诺状态。“这对全球大气运动、气候变化造成明显影响。”此外,2010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次年。他举侧说,我国1998年发生的夏季长江流域特大暴雨洪涝,就与前一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
此外,他还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也是造成特大暴雨事件增多的原因之一。“这个大的气候背景会长期存在。”
7.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
1851年,工程师欧仁尼·贝尔格兰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他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和沉沙的机械,利用流水的冲刷效应将垃圾集中到定点以便清除;在小下水道中,他还设计了蓄水池,以增强冲刷力,避免下水道堵塞。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拥有长达600公里的下水道网。
一战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的“消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于是,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新一轮扩容改造工程:修建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二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又进一步扩建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到l999年,巴黎完成了对城市废水和雨水的l00%完全处理。
经过不断完善,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有意思的是,巴黎下水道还是一处观光旅游点,1867年巴黎承办世博会期间就开始向游客开放,陆续有外国元首来这座地下迷宫取经。位于塞纳河阿尔玛桥畔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如今每年客流量超过l0万人。
巴黎有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包括犯罪凶器和人们不小心掉落在排水道里的贵重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而寻找到失物的几率高达80%。
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年工程,惠及今日。在多雨季节,巴黎人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
8.1964年4月,日本成立了“下水道协会”,主旨是对下水道系统作全面评估,统一下水道建设以及排污标准,将老化的管道更新换代。l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会上政府大幅修改了《下水道法》,明确规定了下水道建设目的,并决定每年投入大量国家预算用作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建设及运营。日本首都东京的地下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最大的下水道直径在12米左右。
东京的雨水有两种渠道可以疏通:靠近河渠地域的雨水一般会通过各种建筑的排水管,以及路边的排水口直接流入雨水蓄积排放管道,最终通过大支流排人大海;其余地域的雨水,会随着每栋建筑的排水系统进入公共排雨管,再随下水道系统的净水排放管道流入公共水域。东京下水道的每一个检查井都有一个8位数编号,知道编号就能便于维修人员迅速定位。
为了保证排水道的畅通,东京下水道局规定,一些不溶于水的洗手间垃圾不允许直接排到下水道,而要先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此外,烹饪产生的油污也不允许直接导入下水道中,因为油污除了会造成邻近的下水道口恶臭外,还会腐蚀排水管道。下水道局甚至配备了专门介绍健康料理的网页和教室,向市民介绍少油、健康的食谱。
9.美国在城市防涝方面采取立法与工程举措并重的手段。
美国早已有强制性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其多个州均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并制定了详尽的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如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这些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以芝加哥为代表,美国鼓励兴建地下隧道蓄水系统,以解决城市防洪和雨水利用问
题。其他很多城市还建立了屋顶蓄水和由入渗池、井、草地、透水地面组成的地表回灌系统。
荷兰鹿特丹市位于海平面以下,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颇大。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鹿特丹开创了其独有的“水广场”防涝及雨水利用系统。水广场顺地势而建,由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间有渠相连。平时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暴雨来临,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所有水池布成一张循环网络,雨量大时,从大水池中分流到沟渠,雨量小时,水又回流人大水池。雨水不仅可在水池间循环流动,还能被抽取储存为淡水资源。
荷兰气候环境保护署专家阿瑙德·莫伦纳称,为有效疏解剧增的地表水,鹿特丹结合都市空间开发大量空旷广场、人行道与停车场空间,这些地方平时为公用设施,大雨到来时就变成储水空间。这就是其独特的“水广场”概念的由来。
除上述国家以外,英国、丹麦、新加坡以及印度等国家在城市防涝方面也都以注重雨水的有效收集和利用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目标。
10.前几年广东、广西等国内城市出现强降雨导致主城区被淹后,很多人提及了另一个城市青岛,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有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l00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
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z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
德国人从l899年开始在青岛铺设的地下管网,至1905年青岛市欧人居住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并最早实现雨污分流。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就越少——脏物也便于清理。德式管网不仅设计细致,管材质量也好。雨、污水井盖不仅有符号表明,还有大小之分。直到今天,黑色的管道井盖依然锃亮,没一点锈迹。
而地处章、贡两江交汇之处的赣州在辖区内降水近百毫米时,市区却没有出现明显内涝。 这是因为赣州有一套先进而科学的城市排水系统。而这一套先进的城市排水系统却是建造于几百年之前的北宋人刘彝之手。赣州的这套排水系统沿用古名叫“福寿沟”,全长l2.6公里,直到今天,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
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测量,现存排水孔最大处宽l米、深1.6米;最小处宽、深各0.6米,与志书上记载基本一致。福寿沟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也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同时,还将福寿沟与城内的水塘相连,起到发挥调蓄的作用。水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11.曾有学者呼吁政府和公众应重视排水管网事业,“现在总有人说巴黎模式好,说德国人在青岛修的排水系统好,那是因为人家城市设计建设的理念就是百年大计”,“如果说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发达,技术也不落后,我们有必要给百年以后的城市留点什么”。
应对城市内涝,除了运用工程的一只手,还要把生态的一只手加上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说:“现在的异常天气越来越多,所以城市的应对方案应该更加高明。”所谓生态的手,是目前国际城市的普遍做法,即在城市中融入生态基础设施,用来应对突变和突发的情况,弹性非常好,原理类似于管理水库。
以往,农田、绿地有滞水和蓄水的功能,雨水落地后通过土壤的吸收、蒸发或通过地下水进入河流。但随着城市硬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绿地、湿地、水塘消失了,雨水难以自行排除,90%的雨水要靠排水管网排走。
而生态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雨水自排的过程。袁奇峰举例,比如在蓄水池的旁边配上一个备用的排水站,没有必要把管子修得很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解决问题,投资比管网改造要少得多。或者是在设计城市景观的时候,加入这些生态基础设施的考虑,增加公园等绿地的滞水蓄水功能。
“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一整套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及建设,为城市配备一套防灾减灾的防护体系。”袁奇峰说,相比对排水管网的大修大调,这才是高明的做法。
鉴于此前教训,广州已经在生态基础设施方面有所行动。近日,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给排水专家透露,广州将很快出台《广州雨水规划(2008--2020年)》,将“增加绿地,减少雨水径流”写入规划,未来在人行道、广场等地区要采用透水砖,屋面人工湿地使雨水回用,例如选择滞洪区、低洼地做蓄水景观。同时,广州的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也有待完善,并争取提到五年一遇的标准。
12.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或城市,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一场大雨足矣。
她说,“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雨果曾经说过,“下水道工程是良心工程”,在15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面对城市泄洪这个古老课题,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不差技术也不差钱,差的是一颗为城市深谋远虑的责任心。
一场特大暴雨给我们上了难得一课,雨过天晴后我们就要努力走出这样的困境。要走出逢雨必淹的尴尬,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者,必须怀着一颗对城市发展负责任的心,彻底转变思维,重新审视城市建设和发展。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3~6”,分析并总结说明我国城市内涝的原因。(15分)
要求:准确、全面,300字左右。
(二)根据“给定资料7~11”提到的外国以及我国部分城市先进的排水经验,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排水治理的具体措施。 (20分)
要求: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分条作答,300字左右。
(三)假定你是某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关于加强各部门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城市内涝的建议,呈送领导。(25分)
要求:
(1)建议合理、可行,能够引起领导重视;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500字左右。
(四)结合“给定资料”,以“下水道,城市的良心”为题,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中心明确,联系实际恰当,内容充实;
(2)语言通畅,条理清楚,结构完整;
(3)1000字左右。

简答题给定资料
1.任何道德都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公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引导群众更好地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更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具有了明确的方向。但与之相背离的是,父子反目、夫妻相斗的事件并不少见;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
2011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2.早晨一离开家门,家住西安街的魏学光就开始头疼,两部电梯中的一部被搬家的占用,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就紧逼大门出口。小区里有人把车停在行人通道上,堵住了路,管理员就急忙对着门禁喊叫车牌号。
正值上班高峰期,小区大门口喇叭声一声接一声,门前停满了车。路上的车子挤成螃蟹状,各不相让,谁也走不动。
好不容易开出了小区,一路上,看见开在前面的司机摇下窗户,然后把痰吐在原本干于净净的马路上,旁边的一辆车又从窗口扔出一张用过的纸巾。
路过一个公交站,明明已经排好队等着上车的老人,愣是挤不过一个从旁边插过来的小伙子。
眼神掠过公交站旁边的电线杆,上面贴满了“办证”和“高价收购药”的小广告。
斑马线前,人们驻足静候飞驰的汽车驶过。见有空当,老人刚要抬脚,滴滴的喇叭声又响起来,老人只好把脚再放下去。
办事排队、过马路看红绿灯、碰了人说声“对不起”、上完厕所冲马桶,这些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灌输的道德标准,也是基本的社会规范。可是现在,诚实、处处守规矩的人却被看成是不知变通、守死理儿、假惺惺。
现实生活中,只要稍许留心,人们就不难发现一些不良行为。比如,设置在街头的磁卡电话遭毁坏的情形比比皆是;绿地本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但许多绿地里却有人在其中嬉戏、下棋、酗酒、谈情说爱;城市中的雕塑被涂抹和砍砸得面目全非的事也屡有发生;漫步商业步行街,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的情形比比皆是,至于随地吐痰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在犄角旮旯里,常有个别男士侧身而立撒起小便;在公用厕所里,不随手冲刷便池者更是大有人在……这些与我们的社会公德、城市环境极不相称的现象,实在令人担忧。
3.公交车上让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只有一个座位,到底应该让给抱孩子的妇女还是老人,恐怕我们谁也无法作出判断。2011年“五一”期间,汤女士接待几位广州朋友在武汉玩,一行7人上了588路公交车,准备到江汉路。车上,她给朋友11岁的孩子做工作,希望孩子把座位让给一位抱幼儿的妇女,不料却遭到身后没有得到座位的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的责骂,老人竟用武汉话骂了她两站地,而得到座位的妇女却转头向车外一声不吭。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在全国都要设立一个‘让座日’,号召大家文明礼让。”“让座要礼貌,接受让座也要礼貌。”网上呼吁设立“全国让座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度贴吧,有网友率先发帖号召全国网民行动起来,文明让座并礼貌接受让座。
4.从2008年2月22日开始,每月的22日都将是北京的“让座日”。该项公益活动由市交通委、市运输局联合发起。2008年2月21日,由市交通委等单位推出的“让座爱心卡”同时问世。在公交车上让座的乘客,将通过司售人员获得卡片。到年底时,获得卡片较多的乘客,将获得物质奖励。
随后,有多个城市相继设立了“让座日”。2011年5月14日,200多名身穿印有“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白色T恤的志愿者,聚集在香洲客运总站,参加了“排队日、让座日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的启动仪式。
在公交车上给老、幼、病、残、孕等乘客让座是人人都应遵循的社会公德,可如今在公交车上让座却成了稀缺现象。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些乘客素质低下,把公德意识抛到九霄云外等。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座者的举动未得到充分肯定甚至是受到冷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媒体曾报道,有人在公交车上让座后,对方连声谢也没有,便坐了上去;还有老人不服老,对年轻人让座不仅不感谢,还很不高兴;还有女士身材较为丰满,被人误以为是孕妇而让座,结果是大发雷霆……这些都会令让座者觉得心里委屈,或许以后就不会再让座了。
有关方面设立“让座日”,这样的举措让人拍手叫好。但“让座日”毕竟一年才一回,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将“让座日”扎根心中,乘客们要树立公德意识,积极给弱势群体让座。与此同时,接受座位者也要心怀感恩,道声谢,即便你不需要这个座位,也要在致谢后再将座位转让给有需求者。若是这样,让座者能从中品味到助人的快乐,爱就能生出更多的爱,天天都会是“让座日”。
5.助人为乐是一种社会公德,是应当受到社会尊崇的高尚行为。然而眼下,“不敢当好人”却是不少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遭遇了“好人难当”的信任危机。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下公交车时见徐寿兰老太太摔倒在地,就将老人扶至旁边,并且在其亲属到来以后一起送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疗费。但后来徐老太太却称是在等车时被彭宇撞倒。2007年1月4日,徐老太太将彭宇告上法庭,判决的结果是彭宇应赔偿40%的损失费,共计45876.36元。依据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推理,彭宇送徐老太太上医院的行为纯属“做贼心虚”。
无独有偶,南京“彭宇案”又现“郑州版”。2008年8月21日,郑州小伙儿李凯强骑电动车时被骑自行车的宋老太太追尾。李凯强见宋老太太倒地后就上前扶起她,宋老太太却说自己的腰被撞伤,要求李凯强赔偿医药费,并将李凯强告上法庭。2009年12月28日,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作出判决,由于无法查证是由李凯强还是宋老太太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根据公平原则,宋老太太的损失合理部分由双方各承担50%。因此,李凯强应支付宋老太太1万元精神抚慰金及其他费用7.9万余元。
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为何这么难?文明为何这般奢侈?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6。进入高温时节,游泳是众多市民消热避暑的一种较佳选择。然而,部分市民却肆意在市内各饮用水水库游泳,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2011年7月8日下午,慈溪市政府组织水利、环保、公安、建设等部门开展水库禁泳联合执法检查,督促各镇有关单位做好水库禁泳工作。
下午3点半,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梅湖水库。保安人员正冒着酷暑坚守在第一线,时刻监视着水库四周的动静,水库现场并未发现入库游泳者。在上林湖水库,管理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从高温开始后,到水库游泳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选在早晨六七点钟或下午五六点钟来,像赶集一样。经劝阻,大部分人都会及时离开,但有些人会玩“猫捉老鼠”游戏,趁人不注意又回到水库游泳。下午4点半,检查组一行来到杜湖水库时发现,七八名未成年儿童正聚在一起戏水;还有两名男子躺在救生圈上,划水转圈,悠然自得。检查人员当场劝他们离开。
检查组指出,梅湖、上林湖、杜湖等水库都是慈溪市饮用水源地,每年都要向水厂提供数千万方的饮用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饮用水源水库是慈溪市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止在水库内游泳和从事其他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严禁为游泳者提供与库区游泳相关的服务;对在饮用水源水库内游泳的,环境保护部门将依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予以处罚;在饮用水源水库内游泳,且妨碍正常管理造成后果的,公安部门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7.自包头市开通无人售票公交线路以来,部分素质低的乘客在投币时,向投币箱中投入了各种假币、残币、代币。
据了解,市公交集团点钞中心每天清理出来的假币、残币可谓五花八门。假币多为颜色与钱币相近的花纸,还有大量娱乐场所的游戏币,其中不乏韩币、日币等。每天公交车上清点出的残、假、代币大概有700多元,包头市公交行业每年都要因此损失20多万元。
对此,公交集团只能提醒司机严加防范,但有时因上车的乘客较多,司机往往无暇顾及,假币、残币、代币防不胜防。为此,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市民:遵守社会公德,别再用假币、残币、代币乘车。
8.相关调查显示,许多群众自发地、积极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所遇到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但是当被问及“看到有人正在做出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时,您会怎样”时,回答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25.4%的市民表示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出面制止;若要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则仅有5%的市民会出面制止;另外,26.6%的人表示会随大流,有人出面时也出面,没人出面就不出头;33%的人因为怕打击报复所以敢怒不敢言;10%的人认为制止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是有关部门的事,与自己不相干。
由此可知,大多数人还是属于“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光说不做。按照调查项目,可以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在保证自身利益情况下会出面制止;第二类是能够为了维护社会公德,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第三类是不顾个人利益,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作斗争。
9.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时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调查结果显示,57.1%的人将之归因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54.8%的人归因于个人修养差,36.8%的人归因于管理措施执行不力,29.7%的人选择了“道理明白,行动跟不上”,28.6%的人认为整个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是导致公德缺失的原因之一,24.4%的人认为违反社会公德的人对社会有怨气,16.1%的人认为公共场所的舆论压力不够,14.7%的人认为有些公共设施或管理规则没有从方便市民的角度来考虑;另外,还分别有8.7%和8.6%的人将矛头指向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因采用的是多选形式,故累计百分比超过l00%)。
10.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在街头得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热心帮助的经历,而这种热心的帮助并不会给美国公民带来任何“被倒打一耙”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一项《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其核心就是鼓励人们在紧急时刻伸出援手,并且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免除无偿施救的后顾之忧。
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法官也往往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倾向于无偿施救者,如坚持“原告证据不足,被告即无民事责任”原则,并且在紧急状态下,做好事的人在无偿救助他人时,如果救助行为对被救助者造成伤害,可以免除负担法律责任。由此可见,“道德风险”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救助者是肇事者,出庭费还要被救助者自己来拿。
11.2011年7月11日,为期四天的温州市第二届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在掌声与温情中落下帷幕。四天时间、十二场报告,来自机关、企业、媒体等领域的200名市民以及外地学员,经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四天里,一次次因为感动而流泪。”参加论坛的市民田敏说,这次论坛是一次心灵的沉淀,听后能为自己找到立命的根与道。
台上,是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道德践行者:王希海,26年如一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父亲;田秀英,山东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用孱弱的双肩抚养严重烧伤的残疾儿子成才;刘苏,从2001年开始每月一次捐献血小板,被誉为全国“无偿献血女状元”……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先进模范事迹使台下听众为之动容动情、为之潸然泪下,不时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本次论坛是由市慈善总会、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研究会主办,温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温州技工学校承办,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的纯公益性活动。围绕“弘扬中华文化,做有道德的人”的主题,论坛邀请了全国道德模范田秀英、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栏目总导演吕明晰等十多位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成就斐然的志愿者作专题报告。他们围绕伦理、感恩、礼仪、诚信、和谐、荣辱、养生、孝道等时代热点问题,以独特的视角展开阐述。
12.2010年12月20日,兰溪市云山街道天福山社区启动以“崇尚文明。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天福山在行动”活动,以驻“点”、治“线”、扩“面”为载体,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目前,全市其他社区也以“四城同创”为动力,以提高居民素质为立足点,整合资源,虚实结合,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社区在行动”活动。
2011年3月31日上午,兰溪市委书记宋志恒,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成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庆松先后前往星辰路、丹溪大道,参加兰江街道青松社区公民道德教育“社区在行动”共建活动。
青松社区以提高居民素质为立足点,以社区活动为纽带,从居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从“四城同创”大处着眼,从改变人们的陈规陋习人手,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文明在我环境中、文明在我先进中、文明在我话语中、文明在我微笑中、文明在我感恩中等五项专项行动,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激发居民关心、支持社区建设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为美化家园、建设兰溪出力。宋志恒说,公民道德教育活动要持之以恒。道德的力量应是公民发自内心的力量,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最终目的是使公民成为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从他律到自律,从外部影响到自我约束。“四城同创”的最终目标是为市民创造更舒适、更优美的生活环境,市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每一个市民都要参与,从自身做起,循序渐进,从而成为自觉的行动。公民道德教育还要培养与管理相结合,要将提升道德素质作为主要目标,继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加强教育和管理,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
2011年是云山街道永进社区的公民道德教育年。兰溪市政协主席郑遗清参加了该社区的共建活动。郑遗清一行详细了解了社区的环境卫生情况,并与社区志愿者一起走进居民区,向社区居民分发“道德教育,崇尚文明”倡议书,倡导居民人人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人人争做文明市民,人人劝导不文明行为。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我国目前在社会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20分)要求:概括准确,语言简练,层次清晰,不超过400字。
(二)“给定资料3~4”都提到了“让座日”,请联系实际谈谈设立“让座日”的原因和意义。(20分)
要求:内容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
(三)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请就提高公民社会公德素质,建设文明城市提出具体建议。(20分)
要求:观点明确,措施合理有效,不超过500字。
(四)以“社会公德”为话题,联系实际,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40分)
要求:题目自拟,主题明确集中,内容充实,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语言通畅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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